为了证实你的猜想无误,你问她是不是某校某年的毕业生,演过什么戏。她眼睛一亮,从前那娇纵志满的眼神从萎睏厚重的脂粉下惊醒过来,带着惺忪的诧喜:“怎么?你看过我演戏?”
“玻璃动物园。你演罗拉演得真好,虽然结尾的时候发生那场不幸的火灾意外,可是一点也无损你那晚出色的表现。”这是借用另一个人对你说过的话,一个别有用心的戏迷。你真心恭维着,一面偷偷观察她的反应。
她呆了半晌,松弛而不再俏丽的嘴唇一时合不上,像无意中吞进一枚鸡蛋。但她的反应还不失当年的敏黠,随即回过神来,更努力地撑出媚笑,为了遮掩刚才那不自然的停顿,连忙向你眨眨眼:“真是的,那么糗的事,我早就忘了,你还记得?我那时候真的太年轻,一下子就慌了手脚,唔,现在想起来都好笑,哎呀……”她夸张地笑弯了腰,碗碟险些淋漓跌在她丈夫昂贵的西装上。她用桃红的餐巾纸揩去泛出的泪,眼角便掠现一抹迟暮的乌云。她转向丈夫神气地说:
“看吧!想当年,我在舞台上可是顶风光的呢,再说那个角色难得很,我费了好大工夫才争取到的,可不是谁都演得来……”有意大声提醒同席的客人,她也有过姣好飞扬的青春。
你在肚里骇笑着:她根本不记得你这个人,甚至还把不属于她的记忆心安理得的收下!你大可以拆穿她、羞辱她,但是你没有,这种幼稚的报复行为和你的年龄太不相称,再说你还有种冷静的研究精神,想观察一件错置的往事能为这女人干枯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你甚至还客气地答应她哪天一起去喝杯下午茶。事实上,你也许还该感激她当年的恶意,迫使你离开已知而有限的旧舞台,使得你不再只知道模仿跟随,而必须学着创造,走你自己的路。
就在差不多的时日里,小默开始走她自己的路。但是我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能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行走的是没有半点引路人足迹的新路,我们表述理念的语句,不曾有他者残滞的回音?但是那时我羡慕她,因为她有许多伙伴一同拓垦数度被湮没的独立旧路,齐力把满载着西洋知识与理论的货轮推上岛国狭窄的干涸河床,马克斯、韦伯、殖民论述、环保运动、解构主义等等成堆的进口罐头,拌炒着生涩的草根语文和要求平反冤狱的呼声,成了一道道难以下咽的菜肴。
我参加过他们校内几次读书会,在场的每个人都扭结着分不清是狂喜或痛苦的表情,轮番展示他们含糊或根本还没嚼烂的消化物,用“民主自由”、“人权正义”、“争取独立”、“社会力量”的这些刀叉匙筷左右摆弄一番,便可以记录成一篇菜名动听但步骤含混的食谱,再交付几个大厨二厨去指导后进学习制作并品尝这些美味。对于我不甚了解的知识和专有词汇,我先是心虚,继而对他们能那么流利地把成串的外文中译的术语挂在嘴上感到十分佩服,弄了半天我才搞清楚哈伯马斯不是天文望远镜的厂牌,我暗自决定回去得加紧用功才行。然而最叫我疑惑的,是他们讲起绿岛的历史时,竟也像在讲外国学问一样生疏。我终于按捺不住,怯怯地举手发问:
“请问,你们说要独立,可是我们不是已经有主权独立的政府了吗?”
带领集会的男生有张欧吉桑打皱的黑脸,彷彿没听见我的问话,朝天翻着眼白,用台语交待下周和其他学校串联北上游行的须知。我又想再开口,小默咬着我的耳根:“讲台语!”
我只得吃力地把那句问话用另一种语言复述一遍。只见那家伙挂在脚尖上的塑胶拖鞋像惊堂木拍的一声掉在地板上,正色喝问:
“这位同学,你敢是河洛人?为什么你的河洛话讲得这么不轮转?”
我又傻眼了,什么是河洛人?小默又像考试时给我递小抄般,细声提示我:“他问你是不是本省人。”我赶紧点头称是。
“平平都是河洛人,为什么跟我说北京话?啊?你想看吗,咱从小到大在学校,说台语就要罚钱,就是坏学生!我请问你,这是谁规定的?都是那些被**打到绿岛的国民党大官!他们逃到咱的所在还想当土霸王,欺负咱的百姓,抢咱辛苦打拼的财产和土地,还要逼我们忘记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咱哪是还有一点历史观,就应该知道,咱这块土地不是让红毛鬼子侵占,就是让阿本仔糟蹋,等阿本仔前脚一走,姓蒋的和国民党这些贪官后脚就踏入内,咱哪还有一点尊严和志气,就应该站起来把这些垃圾鬼赶回大陆去!咱要自己组成独立有主权的政府和议会,咱是一个民主的绿岛共和国,不是什么反共复国的碗糕基地……”
说的激动,他挥着拳头站了起来,象是马上就要动身直捣总统府一样,几个人大声鼓掌叫好。这番**的言论在解严以后处处可闻,给我带来的震撼已没有初时的强烈,他的回答与其说能为我解惑,不如说像场使力过度的脱口秀一样,像我这种状况外的听众,只会被他强劲如流弹的飞沫烫得惊跳起来。演说的人不再引用西洋经典时,内容反倒宛如武侠剧或布袋戏公式井然的复仇情节,非友即敌,真理与正义全在我方,不知是为了合于多数人的认知逻辑,还是对少数人的思考能力有意忽视。我还想请教,语言的使用固然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但是如果用“河洛话”来抹杀客家、原住民、外省或外籍人士的母语,不也是以一种霸权去反另一种霸权?(后来我再读了有关的书籍,不管写“河洛”或“福佬”,字意都表达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自称为本省人的,其实也同样是来自大陆的外省移民,只不过提早了几代)再说他们刚才引用外国人名和术语时,也还是不得不用所谓的北京话来发音。
正当我还在苦苦地思索该怎么用台语去翻译这些字汇时,有人悄声提到“二二八”几个字,刚才的火热气氛立即转为沈重。有个女孩神情惨淡,幽幽说起一则家传的悲情故事,又有人补充其它的真人真事佐证,小默也开了口,说她在印刷厂当制版工的舅舅曾经在那次事件中捉去拷问,牢狱里的森冷、拖曳的脚镣、临刑的枪声和家属的恸哭,瞬间回荡在铺着榻榻米的斗室里,紧攫住每颗年轻却凄恻的心魂。
夏日,在他方-11.
不识时务的我,却记起上次绮告诉我的另一个故事。她爷爷小时候随着父母从绿岛移居到上海去,也就在那里长大成家。二二八事件那年,带着一家老小回绿岛来探亲,却在回南的火车上遇见持棍棒想泄愤的暴民,揪住每个相貌可疑的人,质问他会不会说绿岛话。她爷爷张口结舌,还在搜寻似曾相识的乡音时,当场立刻被打得头破血流。经过这次惊吓,她姥姥说什么也不肯在绿岛多待一天,等她爷爷伤一好,就执意带两个小女儿先搭船回上海去。她爷爷带着她十来岁的父亲留在绿岛,顺便考察有没有值得发展的事业可做,哪里晓得这么一耽搁,竟回不去了,一家人活生生被拆散两地。前几年绮的父亲想方设法回到上海,四处打听,却没有半点她姥姥和两个姑姑的消息。那些年听了太多战祸离乱带来的人间悲剧,纵使我们幸而从未亲身经历过这些惨事,通过传说,添上自己的想象画面,也不免心惊落泪。我当然没说出这个同一年代的反面故事,免得破坏他们哀悼前人的忧伤与悲愤。但是那晚躺在小默宿舍的上铺时,我忍不住把这个故事告诉她。
小默很久没有出声,我以为她睡着了。我把铁架床摇得嘎吱作响,打算探头下去看她睡了没,却迎见她在黑暗中炯炯如火把的眼睛,同时听见她吐出一句陌生得让我几乎不认识她的话:
“他们这些外省人都是有心机的,你最好小心点。”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会吧?我们又不是才认识她一天两天,再说她们家本来就算绿岛人……”
“那怎么算?他们在大陆待那么久了,再说上海人最厉害,算得最精,绝对不会让别人占便宜的。哪,就说那次的歌唱比赛吧,要不是她故意没把弦调好,我们也不会输得那么惨……还有,她的籍贯从来没写过绿岛,还嫌台语歌难听,崇拜的都是Sting、Michale Jackson之类的外国人,有时候我们说台语,她就一付不屑的样子,拜托我们别讲了,你难道都忘了吗?……唉!你太单纯了,不知道一个人的家世背景对他影响有多大……当然啦,你整天只知道读那些经典文学,你怎么会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美丽岛事件对你们来说,搞不好就只是一次暴民的叛乱,你们不了解它背后争取基本人权、反抗极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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