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向中央争取本乡权益，除了急公好义的廖灿丁以外，没有第二个人选，因此当过里长和镇民代表的他在乡亲的拥护恳请声中，慨然允诺，挺身参选，并且蒙长官垂爱，顺利击败对手，获得国民党内部提名，正式登记候选。
这是正史，是我初到竞选总部头几天，从成叠的文宣资料和老大酒足饭饱后的讲古中拼凑得来的。至于野史？那就有赖我后来一个多月的耳闻眼见和猜测。幸而那些来来去去的椿脚、串门子的有力人士都当我是个无害的装饰品，许多轶事毫不忌讳，当着我的面就谈论起来。现在回头想，那时我果然没见过什么世面，如今听多了那些黑的绯的事件，早就麻木了，反倒怀念起当年的大惊小怪。
“叫阿叔多生分？叫老大！你老爸还在的时候，就是太放不开，又没胆，才会一辈子只当个小公务员。人活着就是要爽快才能成大事，是不？……女孩子也一样，这个时代没分查某查埔，要紧的就是一字：敢！只要你敢，敢比别人抢先一步，敢冒险做别人不敢的事，管他王爷妈祖还是**也挡你不住！”
叔姪初见，他劈头就给我来了这么段国台语夹杂的职前训话，为的是表明自己不端架子，我望着他油津津的额头、随风摇摆的鼻毛和屁股形状的下巴，心想这家伙狂得很，有了几个臭钱就了不起？我爸在世时想必也没和他见过几次，他有什么资格论断？可是后半截话倒是深得我心，没想到这堂叔言谈粗鄙，倒有两性平等的进步观念，王爷妈祖和**都可以平起平坐了。大学时代跟着小默去参加过几次学生运动和演讲，那些人满口的政治词汇，就从没一句能讲得这么深得我心的。
可是他话音才落，两眼忽然直勾勾地望着门外。只见一个孔雀般的女人款摆柳腰，生张熟魏一路招呼着，扭了进来，他草草交待何总干事和我说明工作，便喜形于色地迎了上去。那时我还惊诧：这“堂婶”可真是时髦！何总干事听了我的呆话，微微一笑，没多说什么，交待我“中文系毕业的，写几个毛笔字来看看”，我正要辩解说我大学念的是历史不是中文，他已经转身从铁柜里拿出一瓶开明墨汁、一只霉臭的大楷，挪开桌面，在旧报纸上摊开一张犹有摺痕的斑黄宣纸，要我随便写两个字。我踌躇了一下，瞥见屋角的红神龛供着莲花灯，便写下个现成的句子：“荷风送爽”。
总干事立在一旁，跟着笔划大声念了出来，赞道：“咦？不错，写得不错……”
老大耳朵尖，倒没被眼前的“堂婶”给迷昏了头，大声地朝这里问：
“爽什么？爽是自己知就好，若写了出去，人家还以为我连那根也要甲人比大小！”
说得一屋里的人都笑了，只有我还没立刻会意过来，只见“堂婶”尖长的红指甲往他鼓鼓的胸脯上戳了一记，嗔道：
“要死了！人家妹妹还没嫁，连这种话你也敢说！”
“谁不知道？像你们这种还没嫁的，会惊死人吓吓叫的步数才多呢！”老大涎着脸说，鬨笑声中，我意识到自己是不属于这地方的。
后来我隐约听说，那个经常来探班的女人叫什么桃的，是老大的合伙人，经营几家赌场和酒店；老大广结善缘，连一些有名号的“兄弟”也和他称兄道弟，每天嚼槟榔趿拖鞋进出总部的闲人不少，他们流连在我身上毫无遮拦的眼神，如同狭路逢见的野狗一样，有时甚至会让我做恶梦。我吞吞吐吐向母亲说，不想继续在那里工作了。
“你这孩子真奇怪，你阿叔外头做什么生意，又不关你的事，他每个月付钱准时给你就好了。你别以为自己念到大学毕业了就了不起，嫌人家脏，又不是生得丑，人家看你两眼哪有要紧？又不会少块肉！”
接着又哀叹起要不是父亲走得太早，要是当初不是他向工务局申请月退，而是一次领完整笔退休金的话……为了不再循环这些无止尽的“要是、要不是”，我只好沉默地继续抄写打杂，一面盼望着寄出的履历早日有回音，一面得压制心上日渐累积的格格不入之感。
收音机成天轰炸着卑靡的流行歌曲和卖药广告，来串门子杀时间的熟人前脚刚出，大家就开始挖掘他最新的丑闻作乐。在那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世界似乎并没有适合我的位置，否则我为什么无法像那些同在屋里的人一样，可以为了猪哥亮一句低俗笑话开心半天，又可以为了一局牌的输赢争得面红耳赤呢？
那个夏天，漫长得让生命变短，炎热得令理想萎缩。小默搞了几年运动，出国念书去了；没有出国也没去当兵的大学同学，纷纷穿起套装上班去。大吊扇吱吱转着，苍蝇飞舞在午睡的人脸上，空气中弥漫着排骨饭盒的酸菜味，收音机里，吴乐天口沫横飞地描述廖添丁如何飞檐走壁、以一挡十。这一切是何等单纯调和！唯有我手上那本原文的“傲慢与偏见”是最不合时宜的存在。我放下书，发了会儿呆，心里回响着奥斯汀式的嘲讽语句。
我提了笔、蘸了墨，准备动手继续写政见会的海报：“促进地方繁荣，根绝社会毒瘤”，总干事拟的标题，唔，不错，果然很有喜剧效果。讲古时间结束，电台插歌放的是重现江湖的“包青天”，真搞不懂，这类忠奸分明、济弱扶倾的老掉牙故事，谁都知道结局，却总不乏人捧场，到底是为了重温旧梦，还是想补偿那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完美愿望？现实里，大约只有对岸领导人敢说得这么露骨：“管它黑猫白猫，只要能捉老鼠的，都是好猫”，没握有大声说话的权势之前，一般人也都只好拿些漂亮话当无花果叶。心上一动，我再蘸满墨，提笔就在一张废纸上写：
“开封廉明包青天，台南义侠廖灿丁”
正在思忖着“廉明”和“义侠”似乎对不上，冷不防后头冒出一句喝采：
“好！写的好！到底是中文系毕业的！”
何总干事伸手拿了那纸，摇头晃脑念了两遍，又试着用台语念一遍，摇摇头：“不顺！”提起笔来一挥，涂掉“开封廉明”四个字，改成“第一公正”，回头解释：“庄脚人认字不多，笔划少一点，好记一点。哪！你看，这么一改，通顺多了，是不是？喏！在这里，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知否？”我只得点头领受教诲。
他去寻了两幅大红洒金的春联纸来，嘱咐我把这两行字誊上：“写好了，贴在门口。”
到了下午，老大一脸乌云地跨出奔驰车，首先就瞄到门口多了碍眼的东西，大声咆哮：
“这是谁贴的？”
没人吭声，我正待怯怯地举手认罪时，只见他瞇了眼睛再细看一回，咂着殷红的唇念出声来，脸上顿时拨云见日：“好！写得真好！哈哈，义侠廖灿丁……这是谁写的？”
何总干事上前一步，害臊地搔搔头招认，刚才随口诌的，不成样子。老大一高兴，拍肩拉手称赞他一番，“不愧是何师爷！”并且决定把这两句话加印在赶制中的广告旗上。不用说，和厂商交涉改版的麻烦差事自然是落在我头上。
于是那年好长一段期间，南绿岛街头随处能见到老大正气凛然的照片，夹峙在那两行神圣庄严的旁白当中。妇孺皆懂那文字的宣传重点，真把它当回事的人或许有限，至于它诞生时的反讽动机，就更加湮渺难考了。
但是我那两句没来得及登记著作权的文案，如同后来我在杂志里写的采访稿，说了等于没说，改改人名和日期，动点手脚，同样的话套在谁身上都没有差别。我记录受访者的谈话和事迹，不论和真实有多少差距，这些化为文字被读者接的内容，永远不会是真实本身。话说回来，谁会关心真实？我们读一篇报导，评断一个人，与其说是为了去了解这人或这事的本质，不如说是用来印证自己贫乏的经验、深扎自己不大牢靠的见解，再累积这些见解和经验去构筑自己心中的世界，而后声称自己这个残缺甚或扭曲的模型世界才是真确无误的。在我有限的认识中，老大的二十四小时永远不够用，睡觉对他而言是浪费生命，他走路很快，说话很响，放屁更响，眼神锐利，从不吃亏，也从不沮丧，吹牛是他的个性，权势是他的信仰。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和胆量是我缺乏的，我望着电视荧幕想：如果有一天多数人服从的道德价值反转过来的话，他会是个值得被写在教科书上的励志楷模；但对于那些充当花俏背景的乡民游勇来说，或许他已经是个英雄了。真正的内里的他是什么样子，经过他多年的谎言吹嘘，层层粉刷，重重拆建，恐怕就连他本人也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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