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执政晚期，人心浮动。世人皆思变而求存，南海王携列王请海外诸领并入华夏，行如北元联邦之治。三宫六部又求高帝称帝，以明确君主立宪之政体。
高帝在时，未理会世人所言，旧臣疑高帝欲效曹魏，使其子待其死后追封其人。
天命元年，高帝南狩而归。同年，高帝称帝，各方皆默而同之，如昨日般未有变化。
高帝言：“治大国如烹小鲜，稳而求变，受乎命与四方万民。”
天命七年，文帝以不惑之年继位。其政效仿高帝，礼四方而抗外敌。
文帝初期，时局平稳，政通人和。文帝实韬光养晦，举士而游学，世人皆以文帝有如汉之文景，德行兼备，温和而有礼。
文帝求变，如春风化雨。如高帝立栅栏而庇万民，文帝所行之事有如裨补阙漏，教化万民。
文帝中期，时局突变。因外界经济危机，各国迫切转移压力，北元过于依赖国外，其时民不聊生。
华夏内时局平稳，稳中有升，然因内外封锁，人无利与此。
其时，北元东瀛及南方列国暗中勾结，欲如古时劫掠其国。
列王上奏文帝，欲北伐，文帝未正面回应。
共和十四年，双方与边境线摩擦已久，文帝与边境坚壁清野，异国求而不得。
共和十五年，各国联合不宣而战，文帝于其日笑曰：“大善。”
共和十六年，东瀛政变，倒戈而称臣。蓝海战役相持不下，纵横家游说列国及不列颠议会。双方签订南海协定，不列颠将岛链基地卖于帝国，帝国亦与列王协商以地换地，以印度北方诸领换以东南诸海国。
共和十七年，武安君攻克北京，北元联邦残余势力逃亡。华夏收复其固有之领土后于北方止步，使北元为虎，驱虎吞狼与极北之国争斗。另，南方列国俯首称臣而不得，为列王所灭。
同年，文帝携大胜之势，与稷下召集诸学士及文武大臣宣布变法。
此变法非非动国之更急，而是借复古之名，行维信之事。
华夏者，自古而有，一脉而承。此情有利有弊，此变所为文化、为氏族、为宗法。
文化之变，在于教育，在于民智，在于稷下，此所变之发，为一言两语可言尽之。
以其成果言，平山头、废理学、启民智、尚武德、恶劣行、重伦常、和天理。
所变者，三纲五常。所复者，礼乐之制。所行者，人人平等。
如文正君所言：“华夏过往之年岁，如古书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古人以为伦理者，实为食人，食人而又为人所食。余以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古以绵薄卑微之力而循变法之理，何求？私以为封建者，残毒也。物质本善，然物质之文明恶而甚于往者，余于异国而知之。而他人所谓民主者，不过痴人说梦，以新梦再续前梦。异国所谓共和民主，不过换之以外形蛊惑世人，仍是往日之恶法。唯有提高万民之素质，不然无非是以一独夫代千万无赖，或者千万无赖代一独夫。前者为代表，后者为代替。共和之黑幕，民粹之恶果，不言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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