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单纯的克里米亚战场这个命名既无法说明克里米亚战争对于整个欧罗巴地区特别是沙俄魔族帝国、奥斯曼兽人帝国、妖王帝国等巴尔干与小亚细亚地区的历史意义，无法说明其实际的跨国规模。
事实上，从巴尔干到君士坦丁堡，从黑海到高加索这小小的区域彻底吸引了了整个欧罗巴洲的目光，巴尔干到耶路撒冷（Jerusalem）、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高加索等交战地区的重要意义。这一地区正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所覆盖的区域，一个由于奥斯曼兽人帝国（Ottoman Empire）的崩溃而造成的国际难题。也许我们可以采用魔族即俄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称呼：东方战争（Eastern War），这样至少可以将其与“东方问题”联系在一起；或是采用在许多兽人国家文献中常常见到的名字：土俄战争（Turco-Russian
War），将其放置于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兽人帝国的漫长冲突这一背景之下。然而，这些名字都无法反映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西方国家干预这一关键因素。
也正是由于大不列颠帝国和法希兰第二帝国的干预才使得原本可以局限在一定规模内的俄土战争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欧罗巴洲大战。
这场消耗巨大且旷日持久的克里米亚战争起始于西历1853年，当时，奥斯曼兽人帝国和罗马亚尼王国陈兵多瑙河畔，与沙俄魔族帝国在高加索地区剑拔弩张，奥斯曼兽人的部队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也发生了小规模交火，随后战事不可控制地朝着高加索方向不断蔓延，在哪里当地的伊斯兰教徒部落反抗沙俄魔族帝国的活动理所应当的受到了奥斯曼兽人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的鼓励和支持。
1854，英法两国正式加入奥斯曼兽人帝国一边，而奥胸帝国连同神圣血族罗马帝国的大小诸侯特别是普鲁士王国以及神圣尼德兰王国则因为三国瓜分波波兰德和法希兰第二帝国威胁等地缘政治因素站在了沙俄魔族帝国这一边。
在这种两大军事集团的碰撞之下，整场克里米亚战争最终不可避免地分割成了两块战场-西线和克里米亚。1854年到1855年间，战火席卷了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白海甚至远至西伯利亚和太平洋沿岸。
在波罗的海，大不列颠帝国皇家海军计划通过进攻彼得格勒来决定战争局势；在白海皇家海军于1854年7月炮击索洛维茨基修道院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索洛维茨基正是沙俄魔族帝国在白海的政治经济中心。
克里米亚战争不仅燃及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的人员也极其众多，除了那些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军事人员外，还有大量的王室，皇室成员以及其余的宫廷的要员，外交官、大量的宗教领袖、波波兰德以及胸牙利王国革命者、医护人员（比如最为著名的南丁格尔）、记者，艺术家与摄影师还有大量作家都参与其中。
特别是著名的作者-列夫·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作为一名沙俄魔族军队的陆军军官在三个战场（高加索、多瑙河和克里米亚）参加了战斗。也因此，从这种写作角度来说这正是所有读者所期待的。
当然，有关克里米亚战争，从这个题材来说已经有大量的传记或者书籍得以出版，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汗牛充栋也不为过，然而却能够全面反映克里米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文化与宗教问题是如何影响各个主要参战国加入这场战争的书籍却依旧有些缺乏。
克里米亚战争在整个欧罗巴洲和小亚细亚地区以及中东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整个欧罗巴洲迈入资本主义时代的阶梯，其深远的影响到了今后的世界格局，然而这种认知在17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概念却很少被人所熟悉，哪怕是那些参战国，这种映像也或多或少被忘却了。
许多大不列颠帝国公民把那场战争看作是“毫无意义”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场被迫加入的战争，这种观点来自于公众对英国糟糕的军事行动以及极为有限的战争成果和无能的军事指挥官的失望，这种失望的负面情绪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不列颠帝国的军事研究史，克里米亚战争也一直没能成为一个严肃地学术课题也是源于这个因素。而那些法希兰人就更不用多提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克里米亚战争在小亚细亚地区获得的胜利被认为是伤亡巨大但对帝国“没有实际利益”，而其在西线针对神圣血族罗马帝国和奥胸帝国的胜利也很快就被德尔曼统一战争即：普鲁士王国的王朝战争所掩盖。
因此，大多数有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只能被一些缺乏学术素养的历史爱好者所叙述，他们自然没有能力论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宗教原因以及对沙俄魔族帝国来说的“东方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黑海沿岸的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的关系甚至是那些传统西欧国家对沙俄魔族帝国的仇视。而这些因素却是理解克里米亚战争最重要的因素。
克里米亚战争也是老欧罗巴秩序和新欧罗巴秩序的分水岭，克里米亚战争击败了长期以来维持所谓“传统天主教欧罗巴秩序”的神圣同盟或者说是沙俄-奥匈保守主义联盟，让新兴国家比如：罗马亚尼和妖王帝国得以维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同时促成了德尔曼民族国家的觉醒也因此直接促成了后来的亚平宁半岛和德尔曼地区的统一，这也让沙俄魔族帝国产生了针对西欧国家的深深怨恨，毕竟他们这些天主教、新教国家同伊斯兰异教徒站在一起对抗同为基督教的东正教国家。
那些克里米亚战争参战国或许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动机，从民族主义情绪到帝国间的利益纠纷乃至于宗教问题战争都交织在了一起，对于奥斯曼兽人来说不言而喻，他们为了保卫他们苟延残喘中的帝国。而沙俄魔族帝国以保卫奥斯曼兽人帝国境内的东正教教徒为由发起扩张性战争，同时还能压制住本国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的暴动和民族主义革命，大不列颠帝国则是声称防止土耳其人受到沙俄帝国的清洗，然而谁都知道他们是为了防止沙俄帝国威胁自己的殖民地。担心以后双方会在亚洲地区成为竞争对手，同时英国人还希望借助这场战争推动其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自由贸易和宗教影响力。
法国皇帝拿轮三世则是一个野心家，他试图让法希兰第二帝国重新获得境外的尊重和影响力以及欧罗巴的霸权地位，或许最终能够建立一个自由主义国家联盟实现其伯父拿轮皇帝的理想。当然法国境内的天主教势力出于宗教理由，也在鼓动法国与沙俄帝国作战。对于英法来说，这是一场保卫欧洲自由与文明的战争。在他们眼中，魔族人野蛮残暴、蠢蠢欲动，其扩张野心不仅针对西方，还威胁到整个天主教世界。当然沙皇尼古拉一世要对克里米亚战争负最大责任，而他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登基二十七年给他带来了膨胀的虚荣与傲慢，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套强国应该如何对付弱小邻居的念头，同时他还严重误判了列强对俄罗斯帝国举动的反应；但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发动的是一场宗教战争，一场圣战，目的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沙皇把扩大俄罗斯帝国版图当作自己的天赋使命，即使要与全世界作战，也要把自己的东正教帝国扩张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也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能准确把握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宗教动机，它被或多或少的低估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爆发于巴勒斯坦，其缘由也很耐人寻味。
导火索是一场争执，而争执双方一边是由法国支持的天主教徒或拉丁人†，另一边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他们在谁应该控制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和伯利恒（Bethlehem）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对沙皇来说，这场冲突为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是许多历史学著作对此却仅仅用一两段话轻飘飘地一带而过。在过去的许多人看来，应该由谁来掌管几座教堂的大门钥匙这样的小事，实在不可能和列强大战有什么关系。在一些历史观点中，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纷争被用来表明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愚蠢”和“没有必要”的战争。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宗教纷争仅仅是一个契机，真正的原因是欧洲列强为扩大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为占领市场或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而战。这些说法并没有错，却低估了宗教在19世纪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从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到近年来伊斯兰极端武装势力的兴起，在在都明确表明宗教在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的“东方问题”上，各方都把宗教力量纳为己用，政治与信仰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其中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走向克里米亚战场时，都坚信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
然而最终这场战争导致了沙俄魔族帝国在巴尔干势力的收缩，直接导致了其泛斯拉夫主义的退缩让巴尔干地区人民的独立期望受到打击。从1870年代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里一直成为破坏列强关系稳定的地区即后来我们俗称的世界火药桶。
当然最为重要的或许还是奥斯曼兽人帝国的权力崩溃，如果不把奥斯曼兽人在法希兰大革命和拿仑战争中的短暂露面计算在内的话，克里米亚战争是他们首次参加的近代欧洲战争。这场战争终于彻底打开了奥斯曼兽人帝国的大门，西方军队和技术的涌入，加快了这一地区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步伐，同时也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持续至今的对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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