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有趣的是，这场震惊整个欧罗巴的大战在结束后却没能及时地引起宗教学家或者其他的与世俗宗教相关的从业者的重视，尽管这场大战的导火索就是一件日常的宗教纠纷。
甚至在针对克里米亚战争有着如此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和一些其他形形色色的报道、政府文件甚至是有如此之多的小道消息的情况下，依旧很久都没有人重新重视这一宗教因素在这场大战中起到的作祟作用，当然，这在奥胸帝国或者沙俄魔族帝国存在政治因素而或多或少在表面上抹去了这一印象。
然而在胜利者，特别是英法这一边，其宗教作用也被或多或少的忽视了（如果不用无视这个词的话）。
而在奥斯曼兽人帝国这一边，这个因素就显得很耐人寻味，起先是哈里发大张旗鼓的伊斯坦布尔举行国宴和大量的记者招待会，然后也几乎是很短的时间内，所有这些世俗宗教宣传、反东正教宣传和圣战胜利这些用词和宣传就迅速消失的一干二净了！
当然，关于这一宗教因素的解析，除了当时还是皇女的我在战前和战后做的两次政府报告外，也没有在任何国家的已解密的档案中再看到类似的把宗教因素解析的论段。不过，或许也是历史的洪流所致，奥胸帝国、沙俄魔族帝国以及奥斯曼兽人帝国也在40多年后的一战后彻底解体，从而损失了大量的官方文件（其中很大部分资料遭到了焚毁）。而神圣血族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直接在这次大战后彻底被取缔，也拜其所此，有部分原来的邦国在这一新的和平体系之下被吞并或被独立而因此损失了不少资料。
当然，可能对于旧世界的神圣同盟这一维也纳体系的维持者来说，战败也意味着旧基督教世界的彻底失败。
我们如今能够对这一克里米亚战争一窥究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多亏了我一直在做自己所谓的“尽了自己作为皇族的义务”来尽可能还原事件的真相。
如果单独看我在战前的《关于克里米亚局势不稳定性的未来和战争的预见性的报告》这份报告来说，克里米亚的明争暗斗就可以追溯到更久的1846年。/*原作者蕾蒂娅女士在这一部分论述做了部分删节*/
1846年4月10日，这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的耶稣受难日的前一天。大量来自欧罗巴即北非地中海沿岸的朝圣者都流向了耶路撒冷，那些来自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希腊地区和露西亚地区的基督教教徒们往往为了朝圣他们身上也会携带一些“商品”或者说货物来保证自己身上能始终有足够的旅费，这些货物也大多数是原来的“丝绸之路”的大宗货物以及一些宗教用品，比如：绣品，十字架这类装饰品，当然有些人也可能会卖一些念珠这类的不是很受欢迎的纪念品。
每次朝圣都会给耶路撒冷带来一笔不菲的额外收入，那些朝圣者少说也有1到2万，他们能把耶路撒冷所有的旅馆住满，所有能租的房屋全部租下，实在不行就露天而睡。
朝圣的核心地区是圣墓广场，不言而喻，这一广场是一个巨大而繁忙的市场，这一个市场通常售卖极其富有小亚细亚地区特色的当地商品包括果蔬，和一些穆斯林制作的牛羊皮，当然了，这样的人群聚集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乞丐这类所谓的闲散人员，也因此当地的奥斯曼向导或者安保人员也颇受有钱的朝圣者的青睐。
这些人会用棍棒这类的武器驱逐这些闲散人员，来因此保证自己的“重要客户”能够顺利完成朝圣。
1846年的这一天却更加的充满戏剧性，因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巧合在同一天，于是这一朝圣地点比往年更加拥挤，但因为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伊斯兰教之间不自觉地紧张气氛和敌对关系，这一次朝圣的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而这份紧张不出意外的引发了骚动。
圣墓教堂内，建在耶稣受难处的祭坛是举行复活节祭祀活动的地点，长期以来两个教派的教众一直为耶稣受难日那天谁有优先权争执不下。那时候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之间的矛盾已到白热化程度，以至于奥斯曼帝国驻耶路撒冷的总督穆罕默德帕夏不得不派兵到教堂内外维持秩序，但还是无法阻止冲突的发生。
说起这次冲突，没有比大不列颠帝国的社会评论家哈丽雅特·马蒂诺说的更加一针见血的了，那个时候她正好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做境外旅行。
“耶路撒冷是基督徒和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就像穆斯林的麦加一样。这些人声称有同一个圣父，对他们来说这里都是圣所，那么他们又在这里干了些什么？穆斯林会把任何进入奥马尔清真寺的犹太人或基督徒杀掉，而希腊人和拉丁人又相互敌对，会把任何进入圣墓教堂的犹太人或穆斯林杀掉。犹太人向敌人祈求平安，用的却是自己先知留下来的仇恨的语言。”
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拉丁教士带着白色的亚麻祭坛布来到圣墓教堂，却发现希腊教士已经在祭坛上铺上了他们的丝绸绣花坛布。拉丁教士质问希腊教士有何权利占着祭坛，要他们出示苏丹的许可状。希腊教士却反问拉丁教士有何权利要求把丝绸坛布拿下，是不是也有苏丹的许可状。两派教士打了起来，僧侣和朝圣者们立刻加入战团，很快整个教堂变成了战场。两边不仅拳脚相加，还操起各种家伙，十字架、蜡烛台、圣餐杯、灯具、香炉都成了武器，甚至还有人从教堂里拆下了木头。斗殴愈演愈烈，两边都使上了偷偷带进教堂的刀子和手枪。当穆罕默德帕夏手下的士兵终于控制住场面时，教堂地上已经躺了四十多具尸体。
不过，基督教内部矛盾加剧的原因不单单是宗教矛盾表面那么简单，其背后却是沙俄魔族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针对奥斯曼兽人帝国的控制权的明争暗斗。本来，19世纪之后铁路和蒸汽机船的诞生和普及使得出行变得更加便利和廉价，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对于那些教徒来说，最为直观的就是朝圣所需的时间和金钱和之前相比是大大缩减了。
那些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的旅行团以及欧美各地虔诚的中产阶级教徒纷纷涌向巴勒斯坦。各个教会之间相互竞争，都要扩大影响力。这些教会支持朝圣团体的活动，抢着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资助教区和修道院，建立宗教学校吸收阿拉伯东正教徒（以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为主），让这些巴勒斯坦人数最多但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民众改信基督教。
1944年后，英国对德投降之后，大量英国外交部的文件就对德开放了，也是在此基础上，时任大德尔曼国元首的我得以进一步完善此前有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手稿。19世纪中叶，当时的英国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事威廉·扬（William Young）在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提交的报告中说：“最近两年内，有大批来自俄罗斯、法国、那不勒斯和撒丁岛的政府官方礼物被送到耶路撒冷，用来装点圣墓教堂。作为事实，不同教派间的嫉妒和敌意不断增加，后果明显。在过去，拉丁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之间的纷争并无大碍，常常以一方给土耳其当局更多贿赂作为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纷争的背后，是欧洲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介入。”/*译者注：这一段是原作者即蕾蒂娅女士在二战后来的补充说明，而非初版就有的*/
当然，或许这一段外交部的报告内容有为大不列颠帝国脱罪的意思。
不过，作为研究，我必须指出的是，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基督教圣地，俄罗斯人或者说魔族的东正教徒把耶路撒冷看的异常重要，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精神家园的延申，结合他们的国名-“神圣俄罗斯”这一不受地域概念的限制的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点就不言而喻了。
这或多或少也说明了沙俄魔族帝国对奥斯曼兽人帝国和耶路撒冷的看法，曾经有一位沙俄帝国的神学家这么公开表示过：“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乡，在那里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外人。”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句话当作是玩笑话或者某种宣传，因为这句话的确是有根据和源头的。
几百年来的朝圣活动把俄罗斯教会和圣地（包括通过耶稣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拥有的政治主权不过是暂时的，而他们自己与圣地之间在精神信仰层面的联系却重要得多。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东正教徒在耶路撒冷展现出了一种奇特的宗教狂热，而我们之前也说过克里米亚战争的宗教导火索，以及沙皇和法皇各自的特点和目的，结合后面要说的战前的我曾经写下的报告，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我说克里米亚战争确实是沙俄帝国一手造成的！谁也不想主动挑起的战争！
血族王女的烦恼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卧龙小说网http://www.wolongx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好书推荐：《我的剧本世界在自主运行》、《我是舰娘》、《我的师妹是妖女》、《交错世界之学院都市》、《认清现实后，她们开始追夫火葬场》、《好徒儿你就饶了为师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