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稍微正视俄土战争在俄罗斯帝国的重要性，我也必须指出，对于沙俄魔族帝国来说，黑海沿岸的伊斯兰聚集地和伊斯兰文化一直是心腹大患，这些俄罗斯帝国的统治者-沙皇们一直都担心着“伊斯兰轴心”一般的存在。
伊斯兰轴心就是在那些的土耳其人聚集地中产生的以土耳其人为领袖的泛穆斯林联盟，他们长期以来反着这片领土的新统治者-沙皇，也因此，他们一直威胁着俄罗斯帝国的南部边疆。诚然，由于那些穆斯林人口天生的高出生率和伊斯兰教在哪一地区的传教所致。
每年都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而且只会越来越快。对此，沙俄魔族帝国的应对方案也很激进，不是选择同化穆斯林人口，使他们效忠于沙皇（当然客观上也做不到）。也不是选择用军队进行宗教清洗，那样只会引起穆斯林人口反抗的连锁反应和外交矛盾。不过针对这些异教徒的驱逐行为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的进行。
因此在19世纪初期，俄罗斯帝国正式启动了新的南部边疆战略，即驱逐穆斯林人口，鼓励基督徒在这片新占领的土地上殖民定居。
我稍稍要提及比萨拉比亚地区，虽说在刚刚结束的三国瓜分波波兰德王国事件中被罗马亚尼收回，然而，作为神圣同盟的另一个秘密条约，罗马亚尼王国被视为沙俄魔族帝国的势力范围，1851年沙俄魔族帝国与罗马尼亚王国私下达成协议-《第二次布加勒斯特条约》，该条约作为罗马亚尼王国成为沙俄魔族帝国保护国的一部分，该条约要求比萨拉比亚地区对沙俄魔族帝国的军队开放，即获取军事入驻权（驻军权）。
除此之外，比萨拉比亚也按照沙俄魔族帝国的要求指派了一名亲俄的贵族担任比萨拉比亚总督，随后沙皇要求罗马亚尼王国驱逐比萨拉比亚地区的穆斯林人口。迫于压力，比萨拉比亚的总督将当地穆斯林人口全部赶走，几千名鞑靼农民被当作战俘送往俄罗斯，肥沃的土地则被摩尔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鲁塞尼亚人和希腊人占领。为了吸引移民，俄罗斯政府采用了给予税收优惠、免于兵役、给技术工匠贷款等方式。因为急于让更多人口搬到这里，沙皇政府甚至对逃亡而来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农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着逃到这里来的农奴越来越多。兴建教堂的活动十分活跃，在基什尼奥夫教区建立之后，当地的宗教领袖就被纳入了俄罗斯而不是希腊的东正教体系。
俄罗斯对高加索的征服也是其宗教战争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车臣人（Chechens）、印古什人（Ingush）、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和达吉斯坦人（Daghestanis）等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山林部落进行基督教化的战争。这些穆斯林部落多为逊尼派（Sunni），他们极其抗拒任何世俗政治势力的控制，但在宗教上认可奥斯曼帝国苏丹为哈里发。1816年俄罗斯任命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Alexander Ermolov）将军担任格鲁吉亚总督。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军队发动了一场残酷恐怖的战争，袭击村庄、焚烧房屋、毁坏庄稼、铲平森林，试图以此征服山林部落，却并未成功达到目的。俄罗斯军队的烧杀抢掠反而让当地部落组织起来，共同对抗俄军，这些抵抗运动很快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特征。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宗教势力是穆里德派，来自纳格什班底耶（苏菲）派别。他们于19世纪10年代开始在达吉斯坦兴起，后传到车臣，在伊玛目加齐·穆罕默德的领导下发起一场“圣战”保卫伊斯兰法以及伊斯兰教的纯洁性。穆里德派把针对俄罗斯异教徒的宗教战争和针对王公贵族的社会仇恨结合在一起，号召力非常强。它成功地克服了过去山地部落间矛盾冲突重重，让那些部落在在穆里德派的旗帜下团结在了一起，伊玛目因此可以开始征税并实行兵役制。伊玛目的指令通过穆里德（意为宗教信徒）执行，后者在由反抗运动控制的山村担任地方官员和法官等。
抵抗运动越是宗教化，俄罗斯入侵高加索的行动也就越具有宗教战争色彩。对高加索地区实行基督教化是俄罗斯打这场战争的首要目的之一，因此俄罗斯拒绝与反抗运动的穆斯林领导层谈判。一份俄罗斯官方文件这样写道：“只有当十字架插遍山峦峡谷，清真寺变成救世主基督的教堂后，我们和对方之间才谈得上全面和解。在那之前，军事力量是我们统治高加索的真正基础。”每到一处，俄罗斯人就摧毁清真寺并严厉限制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引发最强烈抗议的是不允许穆斯林到麦加和麦地那朝圣。在许多地方，俄罗斯的政策是拆毁穆斯林定居点，把山地部落赶到别处，再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基督教定居者，这一政策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种族清洗”。在库班和北高加索地区，穆斯林部落被斯拉夫定居者取而代之，主要是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以及哥萨克人。在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人与入侵的俄罗斯军队站在一边，共同分享胜利果实。例如在征服占贾汗国的战斗中，格鲁吉亚人参加俄罗斯军队做辅助工作。当地穆斯林在宗教迫害下纷纷逃离，俄罗斯就鼓励格鲁吉亚人占据那些被穆斯林抛弃的土地，后来这个地方被改名为伊丽莎白托波尔。又如在埃里温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亚美尼亚，原来的居民以土耳其穆斯林为主，在1828—1829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罗斯从这里驱逐了约两万六千名穆斯林，在以后的十年中，差不多两倍的亚美尼亚人移民到了这里。
当然那一段时期的文件现在已经或多或少的遗失了，想要寻找也势必要花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
当然了，沙俄魔族帝国针对南部疆域（主要敌人是奥斯曼兽人帝国）的扩张中宗教色彩最为严重自然就是克里米亚地区。
克里米亚本身就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宗教历史。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块圣地。根据俄罗斯编年史，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克里米亚西南岸一座希腊人建的殖民城市赫尔松涅索斯，也就是现代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某处接受洗礼，从而把基督教带到了基辅罗斯人中。但是克里米亚又是其他许多人的家园，其中有西徐亚人、罗马人、希腊人、热那亚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蒙古人和鞑靼人。克里米亚位于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和说土耳其语的部落之间的历史分界线上，一直是各方争夺之地，经历过无数战争。宗教建筑和神庙等本身都成了战场，因为在把原来的人口赶走之后，新来的居民往往把宗教建筑也占为己有。依稀记得在海滨城市苏达克有一座圣马太教堂，最早是一座清真寺；后来被希腊人捣毁，重建为一座东正教堂；13世纪热那亚人来到这里后将其改建成一座天主教堂；再后来又被奥斯曼人重新改回清真寺；而在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又再次被改建成一座东正教堂。
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这里的三十万居民都成了沙皇臣民，他们几乎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和诺盖人。事实上俄罗斯试图收买当地的贝伊和米尔扎等贵族，劝说他们改信基督教并给他们封衔，但可想而知，这一活动无人响应。因为这些贵族的势力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所属的部落密切相关，帝国官衔或是政府内的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能保住土地的话，他们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地盘去做官的。他们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在宗教、贸易和亲属关系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许多人在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就离开这里去奥斯曼帝国了。
和针对那些原来的奥斯曼兽人帝国的贵族的怀柔政策相比，俄罗斯对鞑靼农民的政策就粗暴得多了。首先，克里米亚本来没有农奴制，鞑靼农民的自由身份被俄罗斯帝国认可，把他们定位为“官定农民”，一个有别于农奴的法律类别。但是在宗教上，他们继续将奥斯曼帝国苏丹认作哈里发，作为每周五祈祷的对象。俄罗斯人将此视作一种挑衅，怀疑这些沙皇新臣民的忠实度。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发生过多次战争，俄罗斯人总是很担心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会发生暴动。他们认定鞑靼农民祈祷的是土耳其人的胜利，期望土耳其人来解放自己。然而事实上，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前，这里的鞑靼裔穆斯林人口一直是效忠沙皇的。
在沙皇认定鞑靼人不可信任后，俄罗斯人就想尽办法把这些沙皇的新臣民赶走。鞑靼人第一次大批逃离克里米亚是在1787—1792年的俄土战争期间，大部分人因为担心俄罗斯报复而逃离，同时沙皇的政策，包括夺取土地、高昂税收、强制征用劳力，以及哥萨克骑兵的欺凌，也让他们难以留恋这里。到了1800年，近三分之一的鞑靼人口，约十万人，已经移居奥斯曼帝国，另有一万人在1806—1812年间的俄土战争爆发时离开。填补人口空缺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定居者，以及从奥斯曼帝国逃出来的基督教难民，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等。鞑靼穆斯林从克里米亚迁出是穆斯林逐渐退出欧洲的开始，在这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奥斯曼和东正教地区之间人口迁徙以及种族冲突频频发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巴尔干危机。
现在！最大的危机悄然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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