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缅什科夫这个人选，我是从我母亲那边听说的，那天茶话会很意外地，母亲大人一副忧虑的神情，她看上去不太喜欢沙皇派缅什科夫参加谈判的这一行为。
我的母亲说到：“站在沙皇的角度如果他必须派一名军人到君士坦丁堡，那么没有比他（指缅什科夫）更好的人选了。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沙皇派一名军人担任特使本身就具有某种意义，而且如果与土耳其人的谈判没有进展，谈判者可以立即成为军队指挥官，有权召集并统领十万军人。”
其实，这已经说明了沙皇完全相信让奥斯曼兽人帝国就范就只是武力问题了，沙皇公开的目的是要求缅什科夫通过各种方式迫使苏丹撤销1852年11月份发布的偏向天主教的法令，恢复希腊教士对圣墓教堂的特权；作为赔偿，苏丹还必须发布一项正式公告，保证沙俄魔族帝国作为圣地乃至整个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的代表。
对于沙皇来说，这只是为了确保并重申1774年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就已经说明的沙俄魔族帝国的宗教权力和政治影响力。
为了使得缅什科夫不会被束手束脚，缅什科夫还得到授权可以向苏丹建议，一旦法国抗拒希腊教士对圣墓教堂的控制权，俄罗斯将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和四十万士兵支援苏丹对抗西方列强入侵，条件是苏丹在行使主权时倾向东正教。
多年以后，缅什科夫当时的日记得到解密，按照他在日记中的记述，他受命统领海军和陆军，同时担任“战争与和平全权特使”之职。他收到的指令是对苏丹好言相劝，但同时亦不妨以武力相逼。
同时，沙皇已经批准了一项军事方案，命令十四万俄军集结在俄罗斯与多瑙河流域公国的边境上，一旦土耳其人拒绝缅什科夫的要求，便即刻出兵妖王帝国。他同时还准备派出黑海舰队和陆军威胁君士坦丁堡，逼迫苏丹就范。
这一点确实很可能是真的，因为缅什科夫在出使伊斯坦布尔之前还刻意在2约28号登上了塞瓦斯托波尔登上“雷霆号”蒸汽护卫舰检阅了沙俄魔族帝国黑海舰队，而他的随从中还有第四军团的参谋长涅波科伊奇茨基将军和黑海舰队参谋长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中将。
按照后来的俄国档案的说明，科尔尼洛夫的任务是刺探土耳其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布防，为俄军舰队的闪电进攻做准备。
不过，缅什科夫的人选暴露了沙皇的性格和思想缺陷，从而使得沙俄计划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在我母亲眼中缅什科夫的要求事实上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沙皇却认为他有可能成功。
母亲做出的结论是：“尼古拉沙皇的想法过于脱离现实，展示出一种目中无人的骄纵和自负。”
沙皇的外交公告草案早就被沙皇派专员交付到了我母亲手中，作为神圣同盟和瓜分奥斯曼帝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匈帝国的配合和态度至关重要，所以，尼古拉沙皇会这么做也就不那么奇怪。
公告草稿由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准备，所涉及的范围已完全超出了圣地纠纷。俄罗斯提出的要求相当于签署一份新的条约，将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希腊教堂置于俄罗斯保护之下，每一位东正教牧首均将由俄罗斯终身任命，高门完全没有话语权。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它的欧洲领土不仅将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地，而且将实际上成为俄罗斯的附庸，生活在其军事威胁的阴影之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母亲认为尼古拉沙皇很有问题，他的野心和实力明显的不对等，就算他获得了英国的支持也是如此。更何况，他根本没有。
缅什科夫的行为也彻底摧毁了沙皇计划的最后可能。因为就在缅什科夫刚刚抵达伊斯坦布尔才两天后，他就打破外交惯例，他没有穿军装礼服，而是一身普通装束，套上一件大衣就去参加高门主办的欢迎仪式了，这对奥斯曼帝国的主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外交侮辱。
在会见穆罕默德·阿里时，缅什科夫果断要求首相立即撤销外交部长福阿德·埃芬迪的职务，因为就是他在1852年11月屈从法国压力授予天主教教士圣墓教堂大门钥匙的。除非埃芬迪被撤换，换上一个亲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否则缅什科夫拒绝与高门谈判。
为了羞辱埃芬迪，缅什科夫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不予理睬，借此向世人宣示任何仇视俄罗斯的高门部长“即使在苏丹的宫殿也会被羞辱和惩罚”。
缅什科夫的公然无礼使得土耳其人目瞪口呆，但是俄罗斯在比萨拉比亚的军事集结让他们十分担忧，于是不得不屈从于缅什科夫的要求，不仅撤换了埃芬迪，甚至在任命他的继任者里法特帕夏之前还让俄罗斯译员代表缅什科夫对他进行了面试。
但是缅什科夫没有见好就收的外交直觉，依然选择了用无礼的态度外交施压，威胁高门说如果俄罗斯的所有要求不能立即得到满足，他将断绝两国关系。他的这一做法最终适得其；毫无意外，奥斯曼帝国此时更倾向于向法国和英国求助，帮助他们抵制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的种种要求已危及奥斯曼兽人帝国的主权了。
作为后果，俄国-奥斯曼谈判的要求就被土耳其外交部“不小心”泄露给了所有的西方国家，普鲁士和奥胸帝国也不例外。所以，我母亲也理所应当地知晓了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事情。
虽然我的母亲反应比较克制，但她明显内心很矛盾，是跟进还是妥协，最终奥胸帝国外交部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奥胸帝国的决定将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这一个回答很有弹性，但是奥斯曼兽人帝国能解读出来的事，至少眼下，奥胸帝国并不想和沙俄魔族帝国一起蹚这个浑水。
而英国政界则是掀起了波澜，起因是穆罕默德·阿里对局势感到十分焦虑，秘密向英法两国全权代办求助，请求两国派出舰队前往爱琴海地区以备伊斯坦布尔遭到俄罗斯入侵。英国全权代办罗斯上校对缅什科夫的行为特别警觉，他担心俄罗斯即将把一个新的《帝国码头条约》强加在土耳其人身上，“更糟糕的情况”是俄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这将是对1841《海峡公约》的公然违背。
因此，他果断独走，他认为不能坐等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回到君士坦丁堡才做决定。坎宁在1月份辞职回到伦敦，2月份又被阿伯丁勋爵政府重新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但是当缅什科夫已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坎宁尚未就任。
于是在3月8日，罗斯通过蒸汽快船向驻马耳他的海军中将詹姆斯·邓达斯爵士传递信息，请他率领海军中队前往伊兹密尔附近的乌尔拉。
而邓达斯在没有得到来自英国政府的确认之前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
此时在伦敦，几个政府大臣于3月20日会面讨论了罗斯的请求，他们对俄罗斯在比萨拉比亚的军事集结、“在塞瓦斯托波尔集结大批舰船”，以及缅什科夫对高门使用的“敌对性语言”感到担忧。罗素勋爵相信俄罗斯正准备摧毁土耳其，因此倾向于同意派出英国舰队前往博斯普鲁斯，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样英法两国能以维护《海峡公约》为由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向俄罗斯海军发起全面进攻。
罗素背后有时任内政大臣帕默斯顿的支持，而且如采取这样的行动，大部分英国公众也会站在他这一边。但是参加讨论的其他几位高官倾向于谨慎行事，他们担忧的是法国，因为法国依然被视为英国的军事威胁，所以他们也不同意罗素提出的建立英法联盟能够压制法国蒸汽舰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看法。
他们的观点是法国这次是在故意挑衅俄罗斯，而俄罗斯确实应该在圣地纠纷上获得对方让步，他们还相信俄罗斯驻伦敦大使布鲁诺夫男爵以“一名绅士”的名义对俄罗斯和平愿望做出的保证。
因为这些理由，伦敦方面最终还是拒绝了罗斯的请求。这几名内阁大臣指出，作为一名全权代办，罗斯没有权力召集舰队、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问题上做出决策，罗斯擅自请求英军支援的行动属于因“违背了职业准则”而贸然行事。他们决定等待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回到君士坦丁堡，并希望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方案。
而法国的态度是非常喜闻乐见，就在3月16日，罗斯试图召集英国海军舰队的消息传到了巴黎。三天之后，法国政府内阁开会讨论土耳其形势，外交部长德鲁安·德吕发言，刻意将局势描绘得如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般：“土耳其最后的日子即将到来，双头鹰（将出现在圣索菲亚的塔楼之上。”
然而他却拒绝派出法国舰队，至少不允许法国舰队在英国派出舰队之前行动，因为欧洲各国一直担心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复活，贸然行事会让法国受到孤立。内阁成员中，只有内政部长德佩尔西尼和他的意见相左，德佩尔西尼宣称，如果法国挺身而出“阻挡俄军夺取伊斯坦布尔的步伐”，英国“将欣喜地加入我们的行列”。
最终德佩尔西尼以拿轮三世的政治使命为由，最终说服了拿轮三世选择派出舰队，不过，拿轮三世并不想因为针锋相对而导致一场过早的、没有准备好的战争，而只是派出了法国舰队，但是并没有让舰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而是让其停留在属于希腊水域的萨拉米斯，作为对俄罗斯人的警告，宣示“法国并非对正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
拿轮三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如同德佩尔西尼所说的，如果拿轮皇帝没能体现自己上台时的政治承诺，清洗拿轮战争的耻辱，那他就有可能被军队中的某些人政变、军事威胁是个转移这一政治阴谋的办法。
二是同英国步调一致，他推断如果法国派出舰队，就能够把英国恐俄派争取过来，赢得英国布尔乔亚媒体的支持，迫使在这个问题上持更为谨慎立场的阿伯丁政府加入法国的行动。
三是恢复法国海军在地中海上的地位。当时对法国海军地位的普遍看法从卢浮宫馆长奥拉斯·德·维耶尔-卡斯特尔的话中可见一斑：“如果哪一天地中海被英国和俄罗斯瓜分了，那法国就不再是世界强国了。”
不过，拿轮三世皇帝的计划落空了，英国政府的反应与拿破仑三世预期的大相径庭。当法国舰队3月22日驶出土伦港时，英国在马耳他的舰队依然按兵不动。英国政府认为法国人在火上浇油，呼吁法国舰队不要驶进意大利那不勒斯以东水域，让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有足够时间和平解决危机。这也比较符合英国人的利益需要：小亚细亚的局势稳定。
斯特拉特福德在4月5日抵达土耳其首都，发现土耳其人已经进入了一种不愿意再向缅什科夫让步的情绪状态，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高昂，土耳其各方的分歧只在于跟俄罗斯对抗应该走多远，以及还应该花多少时间等待西方的军事增援等问题。
这些分歧同时还与奥斯曼帝国高层内部长期的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一方是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另一方是斯特拉特福德的长期盟友、前首相雷希德，现在他在政府中已失去权力了 。
坎宁听说穆罕默德·阿里又打算向缅什科夫让步，他立刻着急地呼吁他对俄罗斯保持强硬立场，并以个人名义保证，如有需要英国舰队会驰援救助。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将圣地纠纷与俄罗斯其他方面的要求分开。在圣地纠纷上，俄罗斯确实有权提出要求根据条约恢复特权，但是为了维护土耳其主权，必须拒绝俄罗斯的其他要求。
坎宁看得很清楚，沙皇一直把圣地纠纷、保护希腊教会等当作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其真正目的是渗透和肢解奥斯曼帝国。
4月23日，奥斯曼帝国大议会开会讨论缅什科夫的要求时，决定听从斯特拉特福德的建议，同意与俄罗斯谈判圣地纠纷，但在授予俄罗斯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上不做让步。5月5日，缅什科夫提出了一个修改后的公约草案，不再要求俄罗斯有权决定东正教终身牧首任命权，但同时给出最后通牒，限令五日之内签署，否则他将离开君士坦丁堡，断绝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
斯特拉特福德呼吁苏丹坚守立场。5月10日最后通牒到期时，奥斯曼帝国内阁依然拒绝签署。缅什科夫为了能完成沙皇授予的使命，又不至于发起战争，又给了土耳其四天时间。在这期间，在斯特拉特福德和雷希德的操纵下，穆罕默德·阿里被剥夺了首相职位，雷希德当上了外交部长。他听从斯特拉特福德的意见，继续保持强硬立场，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决圣地纠纷的同时，不损害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此时奥斯曼帝国驻伦敦大使科斯塔基·穆苏拉斯刻意发来消息，称英国将协助保护奥斯曼帝国主权。雷希德需要更多时间赢得内阁的支持，这一消息更是给他壮了胆。
5月15日大议会再次开会，政府部长和穆斯林领袖们反俄情绪十分高昂，这是斯特拉特福德的功劳，他在开会之前亲自拜访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请求他们在俄罗斯人的威逼面前站稳脚跟。
终于大议会做出决定，拒绝了缅什科夫的要求。当天晚上收到消息后，缅什科夫回复说俄罗斯现在不得不与奥斯曼帝国断绝外交关系了，但是因为黑海风暴，他会在君士坦丁堡停留数天，当然他其实还是希望能达成某种妥协。
但妥协最终并未到来。最后，在5月21日，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上的俄罗斯国徽被摘了下来，载着缅什科夫的“雷霆号”离开海港，向敖德萨驶去。
缅什科夫的失败外交也最终划上了句号。缅什科夫外交使命的失败让沙皇相信，现在他需要采取武力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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