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如蕾蒂娅在多年以后写的第二本书《我自我这6年以来为德尔曼民族所做的斗争的情况与我在奥胸帝国时期学到的经验与教训》中所说的那样，那次1848年大革命其实是自己的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女皇一手暗中策划的，暗中挑起的国家自由主义情绪和那些资本家所需的自由主义需求交织在一起，使得人民自发地发动一场全民自由主义运动来冲击目前依旧存在的封建生产关系，而她自己则依旧居于幕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被“不合理”的邦联制宪法所限制的中央政府的角色。
往常来看，无论是女皇也好还是那些政治顾问团也罢，都是不太可能强行通过全帝国使用的《帝国民法》的，更别提什么《帝国解放农奴诏书》这类的帝国最高赦令，因为帝国国会是不可能通过的，而这类最高赦令除了要有皇帝本人的意愿外，还要要求帝国国会内部的绝对多数，至少是80%以上，而在国会里的政治斗争却又是整个邦联帝国最为麻烦的。这里不单单有来自波希米亚等工业发达地区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代表-那些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以及那些要求中央集权化的帝国中央党和政治顾问，还包括那些主张地方自治派的胸牙利等地区的大贵族派；当然其中还有主张学习普鲁士邻居那样走军队建设，重视军队荣耀的帝国鹰派，不过终究鹰派在这种时候始终不占强势地位，好巧不巧的是，前两者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而后者-即大贵族派，却又是帝国中最不安分，也是最反感中央政府的强大力量。
纵观整个蕾蒂娅的政治立场，她的一生中有着三次重大的政治思想的成长期，或者说是成熟期，而1848年的大革命却正是蕾蒂娅从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到一个带有现实主义意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次华丽的蜕变和成熟。
当然，如果说1848年大革命对那些帝国中央政府的顾问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一定是意味着科技越来越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了，或者说科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因此使得帝国中央党对于特蕾莎的国内外工业投资计划的固执开始松动，竟然一时间掀起了一阵帝国近现代工业和帝国交通建设的狂潮，而在军队中，他们对于铁路等交通运输方式的优势是心知肚明的，自1848年大革命一来，他们就对特蕾莎哈布斯堡皇室的政策一贯保持支持态度，或者说除了那些大贵族派，很多的农民，商人，工人，军队和资产阶级都和特蕾莎哈布斯堡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纽带和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这也极大夯实了帝国中央政府同志的根基；基本上除了那些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和波波兰德民族主义者之外，帝国的分裂势力从未有过如此的衰弱。
大革命的序曲即将到来，而其到来的原因却也如同大革命本身一样，轰轰烈烈，而大革命却也使得那些自由主义者和自由党人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自由主义革命到底给帝国带来了国家的繁荣还是带来了国家的灾难，或许也是这一次反思导致了后来20世纪开始自由主义的第一次转折，而且是反自由主义式的转折，也正因为如此，其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却是灾难性的，后者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也导致了蕾蒂娅统治了德尔曼国的极权体制。
自从大贵族派和女皇会面后，大贵族派就自以为利用了自己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事态和《帝国宪法》的泛适用性原则使得帝国中央政府将对胸牙利地区发生的一切事态装聋作哑，从而使得大贵族派获得充分的准备时间，时间也很短，也就是在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那些大贵族就派遣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来负责镇压那些起义的农民。有些村庄的镇压行为进行的非常彻底，有些地区，特别是有一惯的不合作态度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不少集体性的屠杀和焚烧事件，这直接导致了在这场暴力冲突中，又有几千人伤亡的代价，而这场血腥的镇压行动首先激起了胸牙利地区拥护哈布斯堡皇室统治的自由派的强烈抗裂。
说来也很有趣，反而是当地的特权和地主的集团，它们希望能够在地方决策方面，尤其
是在所在州的决策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因此一旦那些短视的大贵族派和地主阶级窥到机会， 他们就会很容易组织叛乱。1848年，波波兰德民族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收回加利西亚地区的帝国来恢复他们的权势。然而在此之前那些胸牙利贵族也早就在谋求同样的东西，试图将胸牙利王国从帝国中独立出来。但与此同时，地方城镇中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也希望能在处理公共事务上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一开始的革命中，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一开始就组织起来，支持贵族派与中央党对抗，但很快他们就在公民权利以及公民政治代表制度和地方权力运用等议题上
与贵族派分道扬镳。就像1848年加利西亚事件的情况大致相同，贵族派希望借一次大革命重建他们的地方权力，因此他们发动了革命，不料他们自己却把权力分给了其他社会群体。
如果说特权和不幸共同支撑起1846年的叛乱与革命的话，它们在全帝国的范围内也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旦反叛的特权群体在1846年颠覆了旧政权，社会不幸带来的影响，以及一股强大的体制不公感，往往会让农民和工人不可控的加入政治乱局，使得原本的革命
变得更加激进。1846年，正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骚动迫使帝国政权进行了一些对地方特权 的反叛贵族群体提出的关税改革要求，并且让这些群体试着重建秩序。而农民与工人引发
的骚乱，却与一开始就与叛乱贵族们提出的政治要求并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相互冲突的。因为农民们的目的是获取私有土地，以及抵制贵族不合理的劳役制度；至于城市
大众的愤怒则来自严重的食物短缺与毫无止境的通货膨胀， 或是产业工人因为工厂引进不少机械或者女工而产生的敌意（译者注：就是说那些男性工人害怕因此而失业）。农工结合
产生的效率令帝国中央政权感到万分惊讶，而且帝国的大部分军事力量此刻正忙于在北意呆利半岛和斯洛文尼亚地区平叛，因此帝国中央政府被迫只能授权给部分贵族与中产阶层的
革命者，让他们撰写宪法，推行新的统治形式。上述提到的革命动力表现出思考反叛者与帝国中央政权之间关系的一个重点。社会中最低下的阶级积累了许多对贵族领主和雇用他们的
企业家的不满，但是很快，那些新贵族派和工人以及农民和资产阶级就和大贵族派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胸牙利王国自己发动的叛乱而自己砸了自己的脚，但这些人对哈布斯堡统治者却抱有一个相对积极的印象；因此，大多数非贵族派的反叛者把忠于皇帝的言论思想纳入自己的革命理论之中。纳西反叛者们把自己的行为描述成让一个本质良好，但如今陷入混乱的体制重新恢复平衡的举动。而他们描述的体制混乱中总是由一些倒霉的替罪羊——这个角色 通常由那些不识时务的贵族派出演；或者，这个体制被围绕在皇帝周围的那些反动势力的 阴谋所建立的。总之就是，皇帝被这个国家邦联政体所困而无法为帝国做更多的良性贡献，帝国采取的议会制度也被那些大贵族和门阀所把持。
但这一切却也只是贵族派自导自演的一场失败的革命闹剧，他们试图把革命之火烧到帝国主义政府，但是却又因为自己的落后于时代的思想和被证明在政治上和《宪法》上处于无能地位而又自己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那些大贵族派却殊不知，这早就被特蕾莎和中央党策划好了一切，下面就等着那些自由派掀起反贵族派的革命了。
虽然在1848年的一开始的加利西亚事件未能直接引发一场彻底的对抗中央政府大革命，但是其后来由贵族派却采取了血腥的对抗态度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愤怒。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和自由派人士的强烈不满。
而且，非常巧合的是，1848年，就在隔壁的法希兰共和国又发生了帝制复辟的事件，而几个月后国王路易·菲利普就被巴黎人民起义而推翻了。这直接刺激了奥胸帝国的一些反封建的所有公民包括那些自由主义派和资产阶级和一些共和派人士等，哪怕就是帝国中央党也开始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抗击这次思想冲击。虽然在此前1846年的失败革命和1847年的胸牙利议会已经为1848年的大革命埋下了伏笔，由于国家预算问题和财政问题，胸牙利王国无论是任用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迪克或者科苏特都无法挽救经济的颓势，直接原因就是胸牙利的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僵化，而其产品则大多都是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从市场上就一直被来自波希米亚等地的工业品持续冲击着，好歹是奥胸帝国一直以来都依赖着胸牙利王国的粮食供给，才使得胸牙利王国的经济一直拥有一个稳定的市场，但是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流动带来的人口增长，胸牙利王国依赖的传统型农业生产方式就有些难以应付如此之大的需求了，加上地主和贵族的随意剥削，这就让很多的胸牙利农民一直对那些大贵族充满怨念，而且胸牙利的经济学家和工业巨头商业大亨则强烈指责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阻碍了胸牙利王国的工业发展；那些自由主义者则以反对压迫，人生而自由为武器，口诛笔伐那些胸牙利王国议会和贵族的短视，要求胸牙利议会同意特蕾莎女皇的集权统治要求，可能在胸牙利王国里唯一和那些大贵族派有共同利益的是胸牙利民族主义者，他们坚持要求胸牙利王国从奥胸帝国中独立。
但是有意思的是，自由派的观点并非没有得到重视，而是因为对于权限划分的问题加上胸牙利燃起的民族主义的不断干扰，对于他们在具体解决措施上的分歧，要比讨论谁有权力
解决这些问题时产生的异议小得多。理论上说，为了改革整个胸牙利的封建制度，分别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弥合那些相对较小的政策分歧是有一定可行性的，譬如促进帝国税制改革，
以便让贵族最终负有缴税责任；改善通信和交通网络，加快胸牙利王国的经济现代化；修改 地方性法律，使其更贴近帝国宪法。但是改革权限的核心问题仍然存在：谁最终拥有决定和解释这些改革议题的权力？是胸牙利王国议会，还是帝国中央政府？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维纳方面和胸牙利方面针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任何地方的咖啡厅、啤酒馆、报纸与讨论
圈子等初步形成的公共领域中反复出现。那些活动家们越来越多地将冲突界定为国王与议会之间或者是“ 维纳局外人” 与“ 胸牙利爱国者” 之间的争斗。那些自诩爱国的自由媒体，经常极尽夸大地登载每一个政治人物援引胸牙利王国的历史，公开使用马扎尔语，
甚至按照 正时兴的“ 胸牙利民族风格” 着装的决定。而每一次宣传活动都只会因民族象征与所谓民族藐视而产生新的民族冲突。因此这场著名的社会辩论活动中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派的观点又很容易演变成所谓的民族冲突辩论来对抗所谓的自由主义改革和特蕾莎的集权的要求。
但真正使这场社会大辩论引爆成大革命的还是一篇重要的帝国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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