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那天下着大雨，我让姜叔把车停在了离学校两条街外的路边，顺手把披散着的头发扎起来，就打着伞走去学校了。
我提前两个小时到了，因为想站在门口等可枫一起进考场。
其实先前并没有约好，可我想亲眼见到他，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的分别太过匆忙，我的心里实在不安，着实害怕我们还没有好好道别就要分离了。我举着伞一动不动地站在校门口，像个无知少女一样坚持着我无厘头的执拗。
家长们接踵而至地把孩子送到考场，队已经排到了马路上。
裹着塑料的穿插在人群中，打着伞的把伞举得老高，像是为两条在十字路**界的马路撑起了硕大的篷帐。
我并不像他们一样忐忑，因为我申请的是香港编剧学院，学传媒艺术的在高考前就会参加心仪学校的面试，算是在心里铺了一层棉花，等到真正高考那天的石头落下来可以砸得轻一点。
来送孩子的家长走了一波又一波，有位刚刚一直站在校门口跟家长一道一道地报着菜名，说是要在考完试后立马吃到这些菜的学生也进了考场。
好几刻钟过去了，我站在雨里，沿着盲道睁着眼睛从头走到尾，又闭着眼睛从尾走到头。
忽然，我感觉到了口袋里的手机在震动。
一阵刺骨的凉气从胃里赴汤蹈火地冲出来，我清咳了两声，用手敲打着胸口，努力地想把那股凉气压下去。
咽下去的唾液不刚不巧地卡在了气管里，我趴在灌木丛边，止不住地干呕。
我感觉到有树枝扎进了眼睛，无数的小虫子顺着树枝爬进了眼球，在角膜上凿着洞，继续一个接一个缓慢地向里蠕动着。
我赶忙将头抽回来，用指腹飞快地擦拭着眼皮。微微眨了眨眼，泪水就顺着眼眶涌出来。
我直起身子抹掉了眼泪，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是可枫的声音，他说：“我去英国上学了，你好好考试。”
“嗯。”我回答道。
我有时会感谢上帝给予女人的第六感，因为我总能预感到即将发生的悲剧。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我无法制止这些发生，我所能做的只是假装不在意和竭尽全力地拖延。这些悲剧里最令我担忧的就是我和可枫终将到来的分别，我早就预料到了，我也本身就明白。
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真好。
我这样讲是因为他终于给了我一个放弃的机会。
之所以是我放弃他而不是他放弃我，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过勇气主动摆脱他。而我对于他不过是一个需要保持尊重的长久暧昧对象，他曾经明确地对我讲过，他只谈恋，不谈爱。
他说过，“上帝之所以创作不同种类的的人，就是认为人类不该结合。每个人都应该是孤独的个体，两个独立的人为什么非要凑在一起过日子呢。”
我问他，“那你可以做到和异性保持肢体上的距离吗。”
他回答道，“其实我更喜欢心灵上的距离。”
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暧昧不清，属于友达以上恋人未满，比亲兄妹要亲一点，可要比情人更远一点。
就像是浮在北极圈内水面上的冰，战战兢兢地漂浮着，将化未化。
等到气温稍许降低，好不容易能在水面上站稳住脚，就有北极熊领着他们的孩子蹦跶到我们身上。
我们从六岁开始就在同一个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初中，高中。这十一年间我们每天一起上学，中午一起吃饭，晚上一起自习。
他会在运动会时不在乎老师同学的目光陪我跑完一千五百米，也会在放学时第一个冲到教室来接我。
我也会在午饭后安安静静地坐在老柳树下的椅子上看他打球，等到快上课前五分钟递上毛巾和饮料。
这仿佛是一套愚蠢的不等式：1 + 1 = 0，我们从不是男女朋友，也都和除过对方之外的人在一起过。
要是我们身边出现了不同的异性，那另一方便会轻轻地点个头，不能猜忌，也不能怨恨，只能等到对方又恢复到了一个人的生活，再自然地回到最初的模样。
我们活生生地把美好的感情变成了可笑的习惯，任何小的质问和吃醋都像是在逼人就范。
我会大大方方地挽着他的手臂散步，他也会肆无忌惮地靠在我的胸脯上，可我们从未做过逾越雷池的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有一颗硕大的气球在你面前，你不能做任何事，不能发问，也不能挑破。
因为你想要做游戏的赢家，你很清楚聪明的人会在这时努力地保护这个气球的形态，时不时地向里注些空气，将它撑的更加饱满或是至少维持它原本的形状。
你很想要见到气球飞上天的样子，可你更想要做聪明的人，所以必须要沉下心来克服内心的焦躁。
这就是我们维持了十一年的关系。
我很清楚这是一场勇敢者的迷宫游戏，只是道路要更扭曲，稍不注意就会陷入沼泽，只有越自私的人才越能拨开枝叶并且看清楚前方崎崎岖岖的路。
我有时很恨他，恨他没有勇气带着我走出这个迷宫，可我依旧自欺欺人地享受这种关系，并且希望我们能够永远都走不出去。因为我不愿意做那个有勇气的人，也不愿意做那个自私的人。
这，就是男女之间浑浑噩噩的暧昧关系，真是可笑，却又真是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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