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沙俄魔族帝国眼里，奥斯曼兽人帝国根本不足为惧！”我撇了撇嘴，“众所周知！奥斯曼兽人帝国不但经济发展停滞，而且在经济停滞不前的同时，官僚腐败也极为盛行。在各个省份，通过买官贪污税收的现象非常普遍，文武官员把自己管理的地区视为封地，极尽盘剥之能事。只要他们能继续向高门进贡，与债主分赃，自然也就没人关心他们是用了怎样的残暴手段把钱收上来的。奥斯曼帝国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非穆斯林人口，他们缺乏法律保护，无权在伊斯兰法庭上为自己申诉，也没人会听基督徒的陈词。据估计，在19世纪早期，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农民或商人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缴给奥斯曼帝国。”
“这是很容易就能通过社会观察家的笔下得到的！”顺便地，我稍微在报纸上指出了我刚刚提及的那些英法社会观察家所做的一些记述性报道。
“而且，奥斯曼兽人帝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军事！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军事上的落后。在19世纪初，这些土耳其军队规模庞大，维持这支军队的经费可高达奥斯曼帝国财政支出的70%，但是与欧洲国家以征兵制建立的现代军队相比，它依然十分落后。土耳其军队缺乏中央化管理和指挥架构，也没有军事院校，部队缺乏训练，打仗仍旧依赖雇佣兵、非常规军队和边远地区的部落武装。军事改革迫在眉睫，特别是在土耳其军队多次被俄罗斯军队打败，接着埃及又被拿破仑占据之后，曾经一些苏丹和他们的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建立一支现代军队，就必须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控制地方省份，还会触犯四万名禁卫军的利益——这些军人由苏丹出钱供养，代表了整个过时的军事传统，抵触一切改革。”说罢，我摊了摊手表示自己对此完全认同。
“这还真是令人意外，这一点我并不知情！”托洛茨基轻轻嗦了一口自己手中端着的红茶，“我曾经确实看过塞利姆三世苏丹有关于奥斯曼兽人帝国军事现代化的文章！”
托洛茨基顿了顿，继续说道：“我认为塞利姆三世是第一个意识到必须让陆军和海军实现西方化的苏丹。于是他的军事改革议程在法国人的指导下进行。依稀记得在18世纪晚期的几十年中，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很有影响力，主要原因是法国的对手——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这一神圣联盟的缔造者都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塞利姆的军队现代化概念与俄罗斯彼得大帝在18世纪早期实行的军队西方化方案相似，土耳其人对此十分明了。然而他们做的只是引进西方新技术和做事办法，但是绝不会学习任何可能威胁伊斯兰权威的文化理念。土耳其人请法国人来指导军队现代化的部分原因，是想当然地认为法国是欧洲国家中宗教化程度最低的，既然如此，法国对伊斯兰的威胁也就最低了，对法国的这一印象来自雅各宾党人的反宗教政策。至于在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是那么清楚了！”说罢，托洛茨基也很随意地挥了挥手。
“之后的事情。。。我想一下！”我闭上双眼，紧皱着眉头努力使自己想起任何能想起来的细节，“我记得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在那些保守派也就是禁卫军和伊斯兰教士们的联合抵制下失败了，但是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将军事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扩大了军事院校的规模，通过考绩晋升的方式提拔军官，借此抗衡禁卫军独大的局面。他还成功地推动了对军服的改革，引进西方军事器械，废除禁卫军的封地，希望用这些方式建立一支由中央控制的欧式军队，最终与禁卫军融合。只不过在1826年，那些抗拒改革的禁卫军起兵叛乱，被苏丹的新军镇压下去，几千名禁卫军被杀，从此禁卫军被解散。
与此同时，那些西欧列强的干涉也越来越频繁，虽然他们的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基督徒，但实质上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欧洲国家的大使馆不再满足于提供国家之间联络的功能，而是直接插手奥斯曼帝国内政，支持民族和宗教团体、政党和派别，甚至干预苏丹对大臣的任命，以此来维护本国利益。为了加强奥斯曼帝国与本国的贸易，他们和奥斯曼商人以及金融家建立直接联系，在主要的贸易中心建立领事馆。欧洲国家还开始向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发放护照，到19世纪中期，已有高达一百万奥斯曼帝国居民借助外国使团来逃避诉讼和纳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俄罗斯帝国在这方面最为活跃，沙皇为了建立黑海贸易而向大批奥斯曼苏丹治下的希腊人发放护照，并允许他们在船只上悬挂俄罗斯旗帜航行。”
我说完之后，托洛茨基也略微低头，似乎是在消化刚刚的那些信息。我也乘此机会进一步分析一下奥斯曼兽人帝国现在的局势。
我缓缓搅动茶杯里的汤匙，此时我的思绪却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了。
“自然对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来说，俄罗斯帝国是他们的保护人。毕竟是俄罗斯军队帮助那些在南欧的斯拉夫人取得了独立，也是俄罗斯人将罗马亚尼王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是俄罗斯人将属于罗马亚尼王国的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人从波波兰德王国统治下解救了出来。但是为了控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欧洲地区，俄罗斯到底愿意付出多大代价呢？”
我很难断言沙俄魔族帝国有多大的决心和动力来推动它的计划，至少我能从它针对败仗庭帝国的策动来说能看出他们有一定的决心。
在被奥斯曼兽人帝国控制下的希腊地区，那里的希腊独立运动的真正源头在俄罗斯帝国，独立运动早期的领导人是一些希腊裔俄罗斯政客，尽管他们从未踏足希腊本土，却梦想着团结所有希腊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他们计划从多瑙河的罗马亚尼王国开始行动，最终完成希腊独立。1814年，一批希腊民族主义者和学生成立了“友谊社”，这一组织的分会迅速在希腊人聚居的地区，如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伊奥尼亚群岛、君士坦丁堡和伯罗奔尼撒等地，以及一些俄罗斯城市建立起来。1821年，友谊社在摩尔达维亚发动了希腊人起义，领导人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是一名俄罗斯骑兵高级军官，出身摩尔达维亚一个显赫的法纳尔人家族，他的父母在1806年俄土战争爆发时逃到了圣彼得堡。伊普西兰蒂斯和俄罗斯宫廷关系密切，自十五岁起就得到沙皇保罗一世的遗孀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的宠信，1816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他任命为自己的副官。
在圣彼得堡的统治集团上层中，希腊人的游说势力很强。俄罗斯外交部里有好几个希腊裔外交官和希腊独立运动的活跃分子，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人：一个是亚历山德鲁·斯图尔扎，他的母亲来自法纳尔人家庭，本人来自摩尔达维亚，后来成了比萨拉比亚的第一任俄罗斯总督。另一个是扬尼斯·卡珀蒂斯特里亚斯，他来自希腊科孚岛的一个贵族家庭，在1815年和卡尔·涅谢尔罗迭共同被任命为俄罗斯外交部长。圣彼得堡的“希腊体校”从1770年代起就开始训练希腊裔年轻人，培养他们进入俄罗斯军队和外交系统，这里的许多毕业生加入了俄罗斯军队，在1806—1812年间的俄土战争中效力。在这场战争中协助俄罗斯的还有许多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志愿者，战后他们都逃到了俄罗斯。所以1821年伊普西兰蒂斯在摩尔达维亚发动希腊人起义时，他手下已经有了一大批在俄罗斯受过训练、有作战经验的希腊军人。
不过很可惜，这一行动还是被沙俄魔族帝国出卖了，因为他们后续的行动不符合沙俄魔族帝国的“利益”。
这些起义者的计划是首先在色弗尔地区发动起义，然后联合躲到妖王帝国去
的希腊游击武装。这支武装的首领图尔多·弗拉迪米雷斯库也曾参加过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对他手下的农民来说他们憎恨当地的法纳尔人统治者。尽管此前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规定，这一块地域均由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共管，但这里实际上没有土耳其军队驻扎，只是地方官手下有小规模的武装。伊普西兰蒂斯相信，一旦他率领的希腊志愿军跨越普鲁特河，从俄罗斯进入色弗尔，当地军队就会向他投诚，而且一旦起义发生，土耳其人必然派兵前来镇压，引起俄罗斯介入，支持希腊人的抗争。于是当他抵达色弗尔时，身上穿的还是俄罗斯军官制服，并号称自己有“一个强国作为后盾”。确实，在俄罗斯统治阶层、军事和宗教领袖中间有许多希腊人的支持者，俄罗斯设在两公国的领事馆甚至都成了起义者的征兵站。但是卡珀蒂斯特里亚斯和沙皇事先都不知道起义行动，也因此两人在得知消息之后都马上公开谴责其为叛乱。
不管他们对希腊的独立运动多么同情，俄罗斯毕竟是神圣同盟的发起者之一，这一保守同盟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815年缔结，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起义。
一想到这儿，我就不由得感叹，虽然民族主义浪潮是时代的浪潮，但是国家之前还是要谈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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