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相较于那些东正教徒，来自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基督徒（包括天主教，新教徒等其余分支）却没有这些宗教狂热，他们对巴勒斯坦圣地的朝圣，大多是出于宗教、历史或是浪漫的因素，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没有那样对着巴勒斯坦圣地抱有主权的想法。
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的话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也可以侧面说明，那些西欧教徒几乎毫无宗教狂热。
“朝圣的拉丁教徒，最多也就是一名身携日记本、对历史有所了解、打算写本书的法国游客而已！”
这一点似乎有些夸张，但是相比那些“疯狂”的东正教徒，这已经可见一斑。至少在当时的那些西欧学者眼里，那些东正教徒几乎是“野蛮”和“低俗迷信”的代表，这也让那些欧洲游客退避三舍。此前提及的那位社会评论家-马蒂诺就曾空开坦言她不愿意去参观耶稣仪式。
她写道：“我可没法去看这种借宗教名义演出的丑剧，相比之下，在非洲河边举行的最低级的拜物教仪式都没有那么令人受到冒犯。”
同样的，她也不愿参加复活节的圣火仪式。
当然，这确实有事实依据，在圣火仪式上，朝拜者纷纷挤入圣墓教堂内，用耶稣坟墓上的长明火点燃自己手中的火把。来自希腊、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不同东正教派别的教徒争先恐后地挤向耶稣坟墓，斗殴经常发生，有时候一些教徒会被踩死或是被烟呛死。柯曾男爵目睹了1834年的圣火仪式，他将看到的景象描述为“混乱和渎神的场面”，那些朝圣者“几乎全身**，手舞足蹈，狂喊乱叫，仿佛恶魔上身一般”。
当然，主要原因或许也是因为新教的兴起，新教早就没有了公开展示宗教热请的行为，而大部分西欧游客和评论家都是新教徒，上面提及的马蒂诺和可曾也都是新教徒，大部分欧洲游客都对那些东正教徒地疯狂感到疑惑和恐惧，他们几乎不像个“基督徒”。反而是伊斯兰教徒在世俗化政策下和那些新教徒到更加类似。
也正是因为这一层宗教因素使得当时的西方社会在俄土问题和圣战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当然，这一层宗教因素对于俄罗斯魔族人来说，他们自然无从知悉，也漠不关心，另一方面，那些西欧社会评论家对巴勒斯坦在魔族人心中的地位也漠不关心和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只关心“魔族势力”对西方的威胁是否在日益增长。
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领事就持续地定期给外交部递交所谓“俄罗斯势力”在耶路撒冷快速增强的报告。结合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来看，他们都认为来自东欧的宗教势力正在通过源源不断地购买土地，修建教堂的方式来施加东正教的影响。
这一点确实没错，当时的俄罗斯宗教使团确实曾通过资助在巴勒斯坦修建教堂、学校和旅店的方式，对当地的希腊、亚美尼亚和阿拉伯东正教团体施加影响。然而这种做法实际是遭到俄罗斯外交部反对的，因为他们准确地预感到这种做法会让西方列强产生敌意。
但是在威廉·扬的报告中，他对俄罗斯征服计划的描述越来越夸张，他在1840年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汇报时说：“有人听到俄罗斯朝圣者在那里公开议论，说由俄罗斯政府来管理这块地方的时机已经到了。俄罗斯政府可以在复活节期间，把耶路撒冷的一万名朝圣者武装起来。城里的修道院地方很大，只要稍微改建一下，就可以变成要塞。”英国人对“俄罗斯计划”的担心促使圣公会加快行动，终于在1845年开始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圣公会教堂。
这一说法自然是不胫而走的，对这一做法反应最为敏感的自然是法希兰人，对于天主教国家来说，耶路撒冷和法希兰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甚至可以追溯到12-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既然作为西欧第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希兰自然有着保卫圣地的历史使命，更别提后来上台的拿轮三世皇帝是个野心家。
我在1940年法国求和后曾经要求过有关于1840年代的法希兰国家的有关档案，不止一处，我发现不止一家法希兰天主教报纸在强调：“十字军东征时，法国人在圣地洒下的热血，俄罗斯人永远也比不上。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东征……在东方人心目中，法国是首要的基督教国家，所以土耳其人把基督教欧洲地区全部叫作法兰西国（Frankistan）/*译者注：Frankistan即法兰克斯坦*/。”
作为对俄罗斯宗教组织的反击，法国人选择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843年法国出钱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领事馆，当然，当地的穆斯林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法希兰为了确立自己作为天主教教徒首要保护者地位的象征性举动。
只不过当地的穆斯林对那些西方列强始终带有仇视的态度，很快就有人把旗杆上的法希兰国旗撤下来销毁。为此，法希兰政府不得不出钱让当地的穆罕穆德帕夏派遣士兵保护该领事馆的法国领事参加各种各样的拉丁礼拜。
当然拉丁人和那些东正教教徒也会为圣诞教堂出现纠纷，多年以来，他们争执不休的话题就是拉丁僧侣是否能配有主教堂大门的钥匙。
希腊教士是主教堂的管理者，但是马槽祈祷堂是属于天主教徒的，而要去马槽祈祷堂必须穿过主教堂。双方还一直争论拉丁教士是否应该持有圣诞石窟的钥匙。圣诞石窟位于主教堂底下，被认为是耶稣诞生的地方。还有一个争议是有关石窟内耶稣诞生处大理石地面上镶嵌的一颗银星，这颗银星由拉丁人在18世纪嵌入，上面刻着法国国徽和一句拉丁文“在这里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基督”。希腊教士一直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是法国人放在这里的“征服的象征”。
于是乎，在1847年，这颗银星被人偷走了，挖起银星的工具就随手丢在一边，拉丁人立刻指责这一定是希腊人干的。不久之前，希腊人还在石窟周围建了一堵墙，不让拉丁人进入，于是引发双方一场斗殴。银星被偷走之后，法国人向“高门”即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兽人帝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依据是一项1740年签署、早被人遗忘的条约，法国人说这项条约保证了天主教徒有保护石窟中的银星的权利。
但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根据高门的惯例和特许权，声称这个权利是他们的。这看上去是一个小小的争执，却引发了一场关于谁能控制圣地的外交危机，继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伯利恒的教堂大门钥匙之外，以天主教代表自居的法国还声称拥有维修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屋顶的权利，依据也是这份1740年的协议。圣墓教堂的屋顶迫切需要维修，因为屋面一侧防漏水的铅质泛水大部分被人拿走了（希腊人和拉丁人相互指责是对方干的），雨水从屋顶缝隙漏下，甚至连鸟儿都能飞到教堂里。根据土耳其法律，谁拥有屋顶谁就拥有整座屋子，于是谁有权维修圣墓教堂的屋顶就关乎了所有权，因此成为拉丁人和希腊人激烈争执的焦点。在这一争论中，俄罗斯人代表东正教徒出面与法国人对峙，他们拿出的文件是1774年签署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这份和约是土耳其在1768—1774年战争失败后与俄罗斯签署的。根据俄罗斯人的说法，该和约赋予了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中代表东正教的权利。然而这一说法远非实情。因为该和约用词含糊，很容易在翻译过程中把意思曲解。当时俄罗斯签署的是用俄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而土耳其人签署的是用土耳其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然后俄罗斯人又把和约翻译成法文用于外交。但不管这份合约的实际内容到底怎样，俄罗斯帝国一直以此来给高门施加压力，不让法国人达到目的。夹在中间的土耳其人只好蒙混拖延，向双方都说些好话。
这样的外交矛盾一直持续到了1851年，拿轮三世皇帝上台。这位野心家和强权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也试图向法国天主教会示好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作为政治交易的一部分，拿轮三世任命夏尔·德·拉·瓦莱特担任法希兰第二帝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
除此之外，他还让法国军队在1849年护送流亡法国的教皇回到梵蒂冈教皇国；1850年起草并通过了《法卢草案》为法希兰天主教学校铺路。而瓦莱特更是个狂热的天主教教徒。
同时，瓦莱特也是“神父党”的重要成员。为了方便理解，我稍微解释一下神父党。
大多数观点认为这个派系在暗中操纵法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圣地的政策，要求法国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持强硬态度。
再说回瓦莱特，虽然我没有实地考察过，但是根据后来我在1933年魏玛德尔曼共和国获得权力之后特地查阅过1851年的外交卷宗，由于新教国家的关系，获得针对瓦莱特的评价更定比作为当时天主教国家的奥胸帝国来的更加全面。
瓦莱特担任大使之后的所作所为，超过了他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在上任途中，他改变事先拟定的行程到罗马停留，说服教皇支持法国在圣地代表天主教徒。抵达君士坦丁堡后，他特意在和高门的交谈中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言辞。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策略，在捍卫法国利益时，“让苏丹王和他的大臣们畏缩屈服”。法国的天主教报刊，特别是很有影响力的《辩论日报》，为他提供了舆论支持，而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他的亲密朋友。瓦莱特则给报刊提供各种言论供其引用，进一步火上浇油，这自然让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恼怒。
沙俄帝国针对法希兰帝国的仇视越来越深了。
1851年8月，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商讨宗教权利问题。土耳其人在希腊人和拉丁人的要求之间小心地权衡，因此委员会工作拖沓，迟迟没有得出结论。但是在委员会还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拉瓦莱特就公开宣布拉丁人的权利已经“清楚地确定了”，没有必要继续谈判下去。他还说法国“有权采用极端手段”来维护拉丁人的权利，并吹嘘法国“在地中海拥有极端先进的海军”，可以用来保护法国的利益。
很难说瓦莱特以战争相威胁的言论是获得拿破仑明确批准的。拿破仑对宗教事务不是很感兴趣，对圣地上的纠纷细节也知之甚少，在中东基本采取守势。但可能的情况是，他不介意甚至希望瓦莱特制造一场和俄罗斯之间的危机。他认为欧洲三强（英奥俄）不仅把法国排挤出欧洲事务圈外，而且自从他伯父拿仑·波拿巴战败后，法国一直屈从于1815年签订的“令人难堪”的条约。因此任何可以打乱这三强鼎立局面的行动，他都乐于尝试一下。拿轮三世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如果在圣地上发生冲突，一个新的联盟将会诞生：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也许愿意和法国联合共同对付俄罗斯，而大英帝国也会为了保护自己在近东的利益而与俄罗斯对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瓦莱特的敌对举动让沙皇大怒，向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出警告，任何承认拉丁人宗教权利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违反了高门与俄罗斯之间的条约，他将不得不中止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一突然的变化让英国警惕起来，英国原来一直鼓励法国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妥协，现在看来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了。[12]
战争真正爆发要在两年之后，但是其火焰却是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宗教纷争中不断酝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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