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冯可枫，是在中秋节趁大人不注意偷偷爬上假山为我摘下月亮灯笼的人，也是我在漆黑的夜晚想看星星时咧着嘴冲我做猩猩鬼脸的人。
我们两家的联系要追溯要彼此父辈的父辈那阵。
四零年代那会他爷爷和我外公曾在年轻时一同报考了黄埔军校，从学校毕业后均在南京卫戌区部队任职。
据说淞沪会战时，我外公的部队为了从日本人手里抢过赙仪埋藏在上海城内的宝藏箱子而遭遇了埋伏，是他爷爷把我外公从死人堆里捞出来的。
抗日结束后我外公卸下军装，领着几个文兵部下在广东建起了学堂，而他爷爷跟着蒋介石的大部队南下，最后定居在了香港，二老就再也没有照过面。
可我知道他们在晚年时是常用书信联系的。
我从未见过他爷爷，但我小时候每隔几个月就能在家门口的信箱内收到来自一位申姓爷爷的信，信封上用骨力遒劲的繁体字写着署名和地址。
外公每次都会用小刀沿着信封最左边的缝裁开，小心翼翼地取出里面的信纸，然后带上那副每次读报用的玻璃镜，用笔尖逐字逐句地从头点到尾。
我站在外公脚边，只能看见一叠厚厚的米白色信纸上写满了黑压压的字，其余的，一无所获。
外公时常向我提起这位香港的战友，他说这是他在天昏地暗的战争时代唯一的亲人。
不幸的是在我不到五岁时外公就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申爷爷的信。整整一年，每当我忆起爷爷的时候也会顺带挂念着这位在香港的老人，牵挂他是否过得好，也是否还留在世上。
直到我六岁那年，有位年轻的阿姨带着她的儿子来到家里做客。她和我的母亲坐在一起，身上穿着件青色的素纹旗袍，慢悠悠地品着我们家新进的蓝山咖啡。
他的儿子穿着件浅灰格子西装，头发上打着发油，端端正正地坐在她身旁，时不时乖巧地附和着他的母亲。
我认出了他穿的是件标致的中山装，八字形领口，明口袋，垫肩收腰。领子口袋袖口上的纽扣都要露出来，这是规矩。
我问管家姜叔那是谁，姜叔说那是香港一个爷爷的孙子，他的父亲在东南亚做生意，时常需要搬家换地方，他的母亲就想着带他在内地安个家。
那是我和可枫第一次见面。
从那时起我就认出了他是我世界里最与众不同的那个人，而他也只知道了我是这个家的主人，是已逝爷爷战友家的孙女，需要以礼相待，仅此而已。
后来他的母亲带着他住进了我家对面的房子，每天也按时接送我们一起上下学。
他总是习惯性地对我好，从小有了新奇的东西总是第一个分享给我。像是在家里种了朵小花，定期地浇浇水，施施肥，自己买了新衣服也不忘记给我换个花盆。
他说这是他母亲交给他的任务，这是礼仪。
我们一起读完了托管班的最后一年，要上小学前他母亲领着他去乡下呆了几天，好像是买了一个农场主口风，把可枫的户口上在了他们家名下。
他从乡下回来那天拿个小本本跑来找我，说，“妹啊你看，我改名字了。看到了吗，冯，可，枫。过几个月等我们上小学了你就能跟别人说我是你亲哥了。”
我当初并没有想太多，只是麻木地接受了一个愿意保护我照顾我的哥哥。
不过从此以往，我是冯可思，他是冯可枫，我们永远只能是兄妹了。
可等我长大后才慢慢理解了为什么他和他的母亲需要背井离乡，更名改姓。他的父亲申司闻在他还没断奶的时候就出海做生意了，门面上是在澳门和越南的开设赌场发家的，可据说背地里还做枪支和粉末生意。
说是常年因公务在天上飞没时间照顾老婆孩子，才把他们放到内地，可谁都知道想必一定是他手脚不干净，怕被警察或是仇家抓住把柄，连老婆孩子都要来到内地逃难。
但是这些传言从未影响过我和可枫之间的感情，尽管我早已知晓他是罪犯的儿子。我对他的父亲的印象鲜少甚微，再加上那时实在年幼，大人之间这样谈论我也只是听着玩玩。
我不常见他的父亲，连当年他和他的母亲来内地投奔我们时他的父亲也不曾露面，第一次照面还是在上托管班的时候。
那阵子孩子们间都兴收集薯片袋里的卡片，每袋薯片里的卡片都是不同动画人物的碎片，要能用收集的卡片完完整整地拼成一个动画人物，就可以拿去托管班门口的小卖部换一个巧乐兹或者是小布丁。
大家互相帮助，交换卡片，孩子们之间就是这么熟络起来的。
那天申伯伯开着辆没有盖子的车来送他上学，我现在知道了那叫敞篷车。我看见一个带着墨镜的西装男子从驾驶位上下来，用钥匙轻轻碰了下后备箱的门。“砰”地一声，成捆成捆的薯片袋涌到马路牙子上，可枫说这是申伯伯给他的开学礼物。
但那天他并没有很开心，他说他现在不需要和同学们交换卡片了，他想要集齐的所有人物都有了，他父亲一回家他就什么都有了，同时也什么都没有了。
再一次见到申伯伯的模样是在高考前一天晚上。在临考前的最后一节班会课上我吵着嚷着要拉可枫上最后一次晚自习，他拗不过我，也不耐烦了我的絮叨，只好编了个鬼故事来吓我。
他一脸严肃地说，每年因为压力大而跳楼的学生的鬼魂总是爱在这时找上门来，专门在傍晚恐吓那些在考试前紧张的睡不着觉的学生，让他们失了魂，然后再一步步地把他们逼向窗台。
据说很多被报道自杀的学生都是这么跳楼的。
他嘚瑟到一半，见我抬头冲他瞪着眼珠子，只好顺着自己的话说：“有哥陪你鬼就不敢来了。”
我们在教室一直呆到十一点，最后整层楼只剩下了我们两个。
他背着我趴在桌子上打盹，把脸埋在手臂里。
突然他冒出了句：“我爸死了。”
他说完这句话才慢吞吞地闭着眼睛把脸转过来，过了一会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二叔带着一群人把我爸尸体拖到了我家赌场后面埋了，说是刚从灞河边上找到。
他全身上下都是大大小小的洞，血从洞里溢出来，已经凝固了，黑不溜秋的，不知道是人拿狼牙棒打的还是畜生啄的。
两个眼珠子被挖掉了，九个手指甲盖就剩下了俩。我二叔说带回来了就赶紧埋了，人已经腐了，怕那味道太冲。哦，我还拍了照，给你看。”
我吓得两腿发麻，想要伸手捂住眼睛，手却磕到了桌子上。
可枫慢慢地捧着我的手，在他的两个手掌里摩挲着，“我二叔说这就是他的命，毕竟杀人偿命的道理天老爷是懂的。
我七岁就见过他杀人了，就是我们刚上小学那年暑假，我妈带着我回了趟澳门。
我看见一个陌生人跪在地上，手和脚都被粗麻绳捆着，嘴里塞着个皮鞋。
他身上一道一道的血痕像是用皮鞭抽打后留下的痕迹，胸前的肉被抽成了末，颤颤巍巍地吊在血痕上，有一串已经耷拉到了胃前面，还在往下滴着血。
地上湿乎乎一片，一股馊味，可能是尿骚。
我看到我爸像教我打高尔夫球一样用钉锤用力地砸了下那人的后脑勺，那人就倒在了他的那摊尿里。
后来我爸的手下还把他提起来，用粗麻绳捆他的脖子，像勒狗一样把他勒死了，其中一个手下就是之前每天接送我的司机。
这是我从我家赌场二楼厕所旁边办公室的门缝里看见的。
后来听我二叔说，那人是我家赌场的荷官，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好像是偷了份我爸的名单，卖给了我爸的仇家。三张白纸半根墨管的事，就顶上了条人命。”
可枫把我的手拿到嘴边吹了吹，柔声细语地说了句，“还疼吗。”
我回过神后就急忙把手抽了回来，手掌心全是细细小小的汗珠子，像是被滚烫的热水泼后留下的一层密密麻麻的水泡。
我从未见过他那样子，他神情冷漠得像杯白开水，言语里不带一点情感，更像是在朗读一本剧情过时的小说。如果是平时，他定会在平淡无奇的讲述后猛得吼一句“哇”，可是这次什么也没有，这不像他。
我忘记后来是何时回的宿舍，可枫把我送到楼下，捋了捋我的辫子，说了句晚安就转身离开了，而我像个小丑一样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那一连串的动作更像是彩排好的告别仪式，仿佛是给我们演了十七年的感情戏码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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