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庞大的强力部门体系里，尼基塔·乌斯季诺维奇·科瓦廖夫自有他不可或缺的位置。在公开可查的对外情报局人事名单上，他是“苏联-日本信息技术友好互助所”的主任，官拜国家安全上校。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尚还是全苏情报工作的心脏与大脑时，他所领导的“苏日友好互助所便”俨然是整个东方阵营里对军用人工智能原理及其应用最为精通的机关，这令整个西方世界寝食难安，相应地，也令莫斯科引以为傲。虽然克林姆林宫不愿意承认，科瓦廖夫上校心知肚明，这份精通绝对得益于东京乃至整个东亚为获取新型能源动力系统所付出的价码。科瓦廖夫见证过洲际列车载着其名不可直呼的机械造物一路向东，也和那些远道而来的日本学者们夜以继日地探究着人造意识的内涵与边界，因而他深知所有的努力与成果远不是部长会议主席酒宴上一句“两国万古长青的传统友谊“式说辞便能概括。
夜幕逐渐低垂，科瓦廖夫在集体食堂中匆匆吃过晚饭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每当这时，上校同志就会想起苏日互助所里一贯的一个冷笑话，即“睡眠不属于工人阶级”，实际的情况甚至比这还要糟糕，对于一线的研发处同志而言，轮班制度多少意味着他们还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然而对于上校同志而言，发生在伏尔加格勒大街42号里的一切都属于他的工作，互助所永不沉睡，那么尼基塔·乌斯季诺维奇·科瓦廖夫也永远没有下班的时候。
上校同志把自己扔进了椅子里，正如“睡眠不属于工人阶级”，“开小差”也“不属于工人阶级”，尤其不属于苏中互助所的学者与战士们，他需要尽快回到他的工作中。
几周前，在“克鲁格&格里芬军事承包商”中的线人反映发动武装叛乱的原“铁血工造”势力开始使用一种全新的心智病毒，线人声称这种病毒的内部代号为“伞”，主要效果，如线人所言不虚，则是造成“搭载高级自律作战模块的人形在敌我识别功能发生某种程度的不可逆紊乱与失效”，用科瓦廖夫自己的理解，便是“我们亲爱的同志与朋友”变成了坏人，成了“劳动人民的公敌”。随后，部分病毒代码的存储器便被摆到了苏中互助所主任的办公桌上，接着又紧锣密鼓地移入到研发处的实验室中。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而防御的办法始终是雾里看花，一次又一次，卓有创见的设想被提出，而永远比这多一次的，是这些设想要么被证明是方向性错误，要么在成本-效益核算上毫无可行。
不能再等下去了，科瓦廖夫在心里自言自语，第二代战术人形的列装摊子在全面铺开，前线正需要后方拿出方案，而后方全系诸苏日互助所一线。科瓦廖夫点亮了自己的终端机显示屏幕，开始撰写交给对外情报局领导的报告，“经过充分研究，有充分可行性的举措是前线指战员切实把‘第二代战术人形保养与维护暂行条例’落实到位：配备第二代战术人形的试点部队，包括第███空中突击旅，国家安全局███小组，格鲁乌██特别用途连以及其他‘非全民所有制安全承包商’类用户的基层指挥官应尽可能保证‘抵近指挥’和‘现场介入’原则，发挥好‘最先发现的眼睛’职能，争取做到在第一线，在源头上避免异常接触造成的意外事故”，上校同志想把报告的格式与标题留待之后，他一边编写结论部分一边继续思考未来可能的最终解决。从在其位上多年的良心与经验上讲，上校同志完全不认为正在总结的报告书是所谓的“官样文章”，苏日互助所经手过百起以上有所谓“严重缺陷”的第二代人形，而最终的诊断结论无一例外是她们的直属军方指挥官某种粗蛮的作风所致。亲自带队的一次基层调研更是令上校同志自己感到触目惊心，在前线，资源在人形中显然不公正的分配被普遍施行，并在红军特种部队指挥官中不成文地成了一种值得称赞的聪明做法，饥饿乃至缺少弹药折磨着那些被视作缺少性价比的人形，更不必提被用作直属指挥官的个人“伴侣”了。科瓦廖夫用左手苦恼地揉着太阳穴，同时尝试着用单手敲击键盘，按照他个人的观点，假如第一线的指挥人员真正做到那条试图被推广的宗旨-“她们是我们的新同志”，那么，科瓦廖夫相信，起码苏日互助所可以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严重缺陷”诊断工作，从而把精力放到上校同志认为更有价值的工作上。从这个角度上，相比军方将第二代战术人形作为准军事的补充力量而更多依仗那些原始的武装机械步兵，在格里芬这类把智能人形作为自己的主力武装的私人军企里，反倒还更有希望看到些平等与充满温情的场景。
现在科瓦廖夫上校只希望自己的结论能尽可能原汁原味被从对外情报局送到国防部，并下发到各个试点单位手中，而不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被反复“润色”。
电话铃声将科瓦廖夫从工作中打断，他瞥了眼来电显示，惊讶地发现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对外情报局局长。
“尼奇，现在在办公室吗？”听筒那头，对外情报局局长，一级国家安全委员，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克留奇科夫的声音显得沙哑而疲惫。科瓦廖夫知道这位局长的问题不过是习惯性的礼貌罢了，一级国家安全委员同志在问问题之前就会知道他的答案。
“当然，正在整理一份潜在的人形安全漏洞报告，局长同志，您稍后就会读到它了。”科瓦廖夫完全可以想象自己的老朋友肩上的负担，在克格勃与军方“伏龙芝”帮发生血腥冲突的八·六事件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受到极大冲击，卢比扬卡广场上仿佛至今犹存的血迹标志着曾经苏联情报系统的灵魂步入了它生命的最后阶段。作为斗争的落败方，克格勃国安一局，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富活力的长子被从母亲身上剥离，成为了对外情报局。至今为止，与其说新任局长，一级国家安全委员克留奇科夫同志的任务是加大对北美与西欧的渗透力度，毋宁说是整合国家安全委员会政治斗争事实上出局之后遗留的那些资产，减少权力震荡对各项工作的阻碍。在不知情的外人眼中，克留奇科夫仕宦得意，堪称八·六留血事件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的大赢家，一跃成为独当一面的钦差大臣，行政级别提拔速度快得像腾空而起的“联盟”火箭，只有他在克格勃的老同事，譬如科瓦廖夫，才晓得，克留奇科夫的付出配得上他现在的一切行政待遇，从崭新的小轿车到黑海边的疗养别墅。事实上，如果不是他的公正与勤勉，以及对联盟特别是克林姆林宫无可挑剔的忠诚，他早应该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常委们一起倒在卢比扬卡广场的血泊里，或者是陪着广受爱戴的前克格勃主席，国家安全总委员弗拉基米尔·卡尔洛维奇·斯涅特科夫同志从自己热爱的岗位上“靠边站”。
“唉，我知道那个工作有多重要，更晓得它有多折磨人，所有要紧的事情都是两者均沾，”每当克留奇科夫叹气时，科瓦廖夫就知道他正为接下来要说的话感到厌烦，“但是，把那些明天的烦恼留给明天吧，我的好尼奇，今天的麻烦已经足够棘手了。”
“我听着呢，老鲍里斯。”
“半个小时前我接到总参情报总局的通知，希望对外情报局为他们和特种司令部的一次联合行动提供技术支持。实际上，我明说吧，他们需要的就是苏日互助所的专家们。”
“他们有透露更多细节吗？”
“如果没有，我也不想答应那些军头，”听筒那边有翻纸的声音，实际上这也是红军特种单位的一贯传统，当他们需要所谓的“兄弟部门”提供便利时，相关的文书永远是专文专送，科瓦廖夫可以想象克留奇科夫皱着眉头盯着那页纸的表情，他只希望格鲁乌的信使不在前者的办公室里，局长同志确实因为疲惫而有些口无遮拦了。“实际上，这和你手头上的工作还有些联系。总参情报总局声称在其对‘非全民所有制安全承包商’的监督工作中，发现了一名‘克鲁格&格里芬’的高级人形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更引起格鲁乌注意的是，这名人形据称和数周前与‘铁血工造’叛军有不正当联系的某失联人形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格鲁乌与特种作战司令部组织了一次不公开审查，将这名人形暂时转移至红军的管辖之下，现在他们希望能从这个人形身上得到更多的可用情报。”
“格鲁乌没有自己的技术部门吗？他们可是把克格勃第十六局整个吃下了，我不信第十六局的小伙子没有自己的拿手好戏。”
“我倒情愿他们有。他们是吃下了第十六局，但毕竟他们还是一帮武夫。武夫的特点就是只懂把‘审讯’念做‘拷问’，这个人形毕竟现在所有权还是格里芬的，格鲁乌不希望交还给格里芬一堆零件和残肢，而且他们还指望我们帮他们植入一些木马之类的。”
“局长同志，他们最好赶紧死了这条心。帮了他们这个忙，对外情报局就别指望在承包商中间混了。”
“我当然明白，所以你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便利，一个戈比的人情也不要卖给他们，”科瓦廖夫听到局长把文件放入碎纸机，“他们派来的对接人员是格鲁乌第六局西部军区方向的亚历山大·弗拉季连诺维奇·格拉乔夫上校，还有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叶戈尔上尉。”
“一个上尉和上校搭班？KCCO可真摆出了‘钦差大臣’派头。”
“我原也这么想，不过可千万别小瞧了我们的上尉同志，他是KCCO‘全苏安全常务委员会’的特使，而且在KCCO里被公认是实权派头面人物-卡特将军的传话筒，你懂我意思吧？”下意识地，科瓦廖夫点了点头，然后想到局长并不能看见这个动作，“还有一点，‘八·六’之后，克格勃的新头头，‘老米沙’和总委员同志的立场不太一样，现在我们和红军中的有些人还是‘相敬如宾’为妙。”
“我明白，我见机行事。”
“那就好，拿不准的要及时和我反映，我的线路一直通着。”
科瓦廖夫把电话挂上，在内部线路上通知了保卫处和研发处的两位处长。互助所有自己的工作流程，在这个流程里，保卫处处长，国家安全中校基里尔·尼基托维奇·萨莫伊洛夫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互助所的人身安全和信息保密他就是第一道，不消说，也是最为重要的防线。而研发处处长在人事调动之后，就一直由研发处结构科科长国家安全少校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巴甫洛夫在代理，这次格鲁乌和特种作战司令部最需要的也是他的合作。
不到五分钟，萨莫伊洛夫宽阔的身影便略过办公室的窗户，每当他走进科瓦廖夫的办公室时科瓦廖夫都担心他会挤垮门框，但国家安全中校，前“信号旗”特种部队Э小组的组长即使从前线岗位上离职五年也不可能笨拙到那个份上；随后风风火火赶到的是巴甫洛夫少校，在互助所内部他坚持要同志们叫他“博士”，相比周围人笔挺的军装，他总是要在外边再罩一件白大褂，并且脖子上挂着被他叫做“探注器”的仪器，据他说那是一种给人形进行皮下组织检测或者写入心智防壁代码的诊疗设备。
“尼奇，最好这事足够急，”巴甫洛夫挥舞着手，“石川教授正在尝试一种新的加密算法，这次我看行，能派上用场，所以我可不打算错过实验的每一个细节。”
“俺瞅他说得有理咧，互助所的‘总设计师’同志，”萨莫伊洛夫夸张地学着塔吉克人的俄语口音，“俺琢磨俺手头的活虽然比不上俺们这位大博士，但也不算小。要是防爆装置出了偏差，来几个坏蛋，大领导们的小轿车就要被放烟花了。”
“基林，我可不敢带‘总设计师’的帽子，人贵有自知之明嘛。另外答应我，别让坏蛋把我和我们的好博士的车送上天去陪加加林同志，要赔公家我可赔不起。”快活的气氛冲淡了科瓦廖夫心中的忧虑。“是的，康斯坦丁，这个事足够急，而且你在其中会很重要。”
科瓦廖夫简短地传达了局长的意见，理所当然地去掉了那些牢骚部分。
“KCCO的人，还是‘大肚皮’卡特的应声虫，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什么都拨拉到自个儿的盘子里，”萨莫伊洛夫听完陈述后摩挲着自己的下巴，“这确实是个烫手山芋，主任，我们真得打起精神来，好好应付他们。”他看了眼巴甫洛夫。
“我听你们的，”巴甫洛夫摊开手，“我们给比他们糟得多的人做过指导，他们总不能比伊拉克人民解放阵线还难伺候吧？”
当年给笨拙的阿拉伯人当技术顾问时的苦恼让办公室里的三人出现了某种往事不堪回首的语塞。
“总之，同志们对事态也有了基本认识。”科瓦廖夫把话题拉回来，“局长同志的意思是明确和清晰的，提供‘合理的’，‘必要的’帮助，反对‘刻意作梗’，但更不要‘无中生有’，给予一些格鲁乌和KCCO的同志不必要的，帮倒忙的方便。”他挤了挤眼睛，两名处长露出了心领神会的表情。
正说着，窗外响起了重型车辆行驶的声音。
“石川教授和我加班时，教了我一句中国人的成语，”巴甫洛夫若有所思的望着窗外，站起身来，“叫‘说曹操，曹操到’。”
“给我和主任同志解释解释呗，大文豪。”萨莫伊洛夫离门比较近，所以他已经准备离席了，科瓦廖夫也拿上了衣帽架上的大檐帽和军外套，和“兄弟部门”的对接现场他作为一把手没有缺席的理由。
“成语简单极了，说的就是刚提到的人马上就出现了。另外曹操是中国古代一个王朝的大军阀，他最后篡了当朝的‘好皇帝’的权，把皇冠戴到自己头上了。”巴甫洛夫也站起身，“大概就是这样，你们不觉得恰逢其时吗？”
“别乱说话，少校同志，千万别乱说话。”
科瓦廖夫拍了拍巴甫洛夫的肩膀，跟在萨莫伊洛夫后面离开了办公室，巴甫洛夫耸耸肩，关上了灯并带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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