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记者问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次由《上海文学》等几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您的作品讨论会在临沂召开，我参加了，开得很好，是我所参加的作品讨论会中层次最高的一个，你谈谈感受好吗？
刘玉堂（以下简称刘）：好，这是我从事业余和专业创作二十多年来，所受到的鼓励和帮助最多最集中的一次。始终有丑媳妇见公婆的那么一种心态，比得一次奖还要让人激动。不管你平时多么调皮和不严肃，那时你得老老实实，小心翼翼，特别要作无知和谦虚状。从前我的一位老乡问我：作品讨论会是干嘛的？是不是跟产品鉴定会差不多呀？我说差不多，确实就是一种精神产品的鉴定。作品发表出来，那是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得奖，是评省优或部优；作品讨论会，则是质量鉴定。参加会议的人，觉得开得还行，特别是现在这种形势下，似乎讨论文学问题已不合时宜。这次讨论会至少是认真的。
记：许多发言者都谈到了您小说中的幽默风格，您对幽默是怎么理解的呢？
刘：如果不是给幽默下定义，恐怕各有各的理解。有人说智慧用不了了才幽默，也有人说无可奈何了才幽默。有的说幽默是一种风格，还有的则说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认为都有道理。看《围城》，我们感受的是智慧；看《麦田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印象最深的是无可奈何；看王朔的一些东西，感受的则是玩世不恭。我的理解是二者兼而有之。它是以一种不怎么严肃的态度，表达一种非常严肃的思想。我喜欢积极向上而又多少带点刺儿的东西。我力求不让它发“黑”或发“灰”，温馨一点，温情一点，给人一种希望和美好。是“和煦的春风里有几粒冷雨或雪花”。顶多是一种苦涩的微笑吧。这确实就与生活态度、文化修养甚至心地和性格有关。我承认我有一点幽默，但层次还不高，说是农民式的幽默我也不反对。
记：说“和煦的春风里有几粒冷雨或雪花”挺准确，读您的作品是有这么一种感觉。那么您是怎么幽默起来的呢？
刘：是不知不觉地幽默起来的，不是一下子就幽默起来了；也不是有哪个老师上幽默课，我们听了就会了。读书能感受一点，但重要的还是生活。生活是幽默的老师。我那点幽默都是来自生活的。我有一个短小说叫《探监》你看过吧？说的是两个农村妇女去监狱看望自己的丈夫，在路上鼓吹各自丈夫的劣迹。（记者笑笑：看过，挺有意思的，生活中有吗？）生活中也许不是鼓吹，而是倾诉或控诉，但要换一个角度看呢？她从来没到过临沂，正是因为到临沂探监才来一次，难道不可以炫耀一下吗？
记：您刚才说到幽默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文化修养及心地、性格也有关，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好吗？
刘：一个对生活持乐观态度的人与一个失望者，我想他们的幽默是不一样的。可以大概地叫它们是积极的幽默与消极的幽默。我自认为是前者。你读了我的东西并没有丧气之感是不是？（记：是这样）文化修养不高呢？幽默不起来，充其量也就是耍耍贫嘴而已。当然在这一点上很难把握，再有学问的人有时候也会耍贫嘴。积极幽默的人，心地起码是善良的，宽厚的，与人为善的。性格上当然是开朗的，豁达的，大大方方敢于暴露自己的。心理阴暗，整天琢磨着整人，贪个小便宜什么的，或者自我设防时时小心，他很难幽默，幽默也幽默不了高层次、高境界。
记：有道理，您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写一些很好玩儿的诗，像“三中全”了，“大众日”了，还有那个“小人得志，净吃好东西，嘴吧嗒得很响，馋老子”，也特别有意思，您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呢？
刘：这当然也是来自生活。你随便到哪个农村里面走一走，都能发现一些半吊子诗人。你将他们的诗记录下来稍加改造，就会出效果。当然必须是从人物的个性出发。那个“嘴吧嗒得很响”的问题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我们有时跟别人啃一样的苹果，总觉得不如别人啃得响是不是？（记者笑笑：是。）多年前，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一次去看电影，我当时有点感冒，还发烧，嘴里干得要命，我旁边有个小女兵就于电影开演之前在那里啃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啃得那么响，确实就把我馋得够呛。看完电影回来我自己啃的时候，却怎么也不如她啃得响。我遂在日记中写了那么一段话。
记：好，这次咱们就谈到这里。有机会，咱们换一个话题说好吗？
刘：好。我还想借你们《沂蒙》杂志，转达我对临沂市委、市府及鲁南制药厂的深深的谢意。他们为此次会议所付出的支持和劳动，给与会人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别是北京和上海来的同志，有三个“想不到”：想不到临沂的经济如此发达，想不到临沂人民的文化层次如此高，想不到临沂地区的各级领导对文学事业如此支持。我也为此而自豪。
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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