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现在最头疼的是后院起火，是直隶、山西、东三省的革命党。说到北方的革命党人，不能不谈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吴禄贞。
吴禄贞近代民主革命家，字绥卿，湖北云梦人。
在云梦县城的西郊，有一个名叫吴家台子的小村庄。一八八零年三月六日，在一户书香人家，有一个男孩出生了，他就是吴禄贞。
这个四周环水、绿树荫翳的村子，就是他童年活动的天地。
六岁时，入村里的家塾读书，已显出他过人的天资。他不仅理解力、记忆力超过其他孩子，而且才思敏捷。
至今在家乡仍流传着他对对子的故事：一天，先生出了个上联：“春风催绿柳，”无人当场能对上，问到他时，他脱口而出：“大泽起龙吟。”
先生不由暗叹：“此子有奇志!”云梦古为大泽，那么答此联的孩子莫非日后将要干出一番虎啸龙吟的大事来！
稍长，转入义堂镇一私塾就读，那时他写出了这样一幅对子：“一拳打倒亚细亚，两脚踢翻欧罗巴!”表达他对鸦片战争后试图吞并、瓜分我国的欧、亚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恨，写出了自己要把他们都打倒、都赶出去的决心!他那稚幼的心灵上，已种上了爱国、报国的种子。
他又是个活泼、淘气的孩子。爱爬树、喜游泳，并习家传的“吴门神棍”。大树、池塘、濠沟都成了他练本领好地方，他练得身体矫健，练得有了武功的底子，为他后来戎马生涯打下了基础。
吴禄贞九岁时，他长年在外幕游的父亲吴利彬，回到了武昌设馆教书，举家迁往武昌。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在母亲先走了一段时间后，自己独自一人找去的。这之前他从未出过远门，更没到过武昌，小小年纪敢于一人前往，那胆子实在是非常人可比。
十至十五岁，他跟父亲在武昌读书。父亲吴利彬，学识渊博，不仅通晓经书，而且懂得格致学。所谓格致学，也就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吴利彬还自己制作几何图形讲解几何。
禄贞虽说善诗能文，被人视为文学天才，可他却不热中于走科举之路。
他认为那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对于改变当时中国的落后状态无益；不如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更为有用，所以他在学格致学上大下工夫。
课余仍爱舞剑弄棍，又喜读兵书，并给自己起号叫“梦泽雄”。他的故乡云梦，古为云梦泽，由他为自己起的这个号，可看出他少年时，已有壮志。
十五岁时，父亲外出讲学，归途中病逝。一家人生活遂陷入困境，搬入戈甲营一陋屋生活。为分担母亲肩上的生活重担，他辍学做工，成了“湖北织布局”的一名小工。
禄贞每天天未亮就来此做工，晚六时才收工，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只能得到一角多工资!工人们在那儿不仅受剥削，更由于劳动条件差，时有事故发生。
那些洋监工、技师随意打骂工人，再加上中国工头的欺侮，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
下班时，工人必须在厂门口接受搜身。
一次，一个姓袁的工头，借机调戏一名小女工，被禄贞看见，他上前打了工头。
工头大怒挥鞭就要打他，但由于引起了众怒，未能得逞。
禄贞不甘受这份气，决意离开这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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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五年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引起了国人的愤怒，纷纷起来声讨；台湾则爆发了“反割台”斗争。
禄贞痛感国家的衰落，眼见当时的列强图谋瓜分中国，他认为只要国人齐心，力挽狂澜，就会有助于国家转弱为强，于是萌发了投军卫国的念头!
一八九六年一月，张之洞调回湖北任湖广总督。他张榜召募新兵，应募者必须年满十六周岁。
而吴禄贞年龄尚不足十六，他前去应试时。为了闯过了报名关，他搬出“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童子汪漪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例子，说服了负责报名的军官同意他报名。
考试时他写文赋诗，表明自己投笔从戎之志。
其诗云：“开卷喜读战国策，濡笔爱草从军赋。安得一战定三韩，投笔从戎争先赴。”文章讲述了书香门第出身的他，投笔从戎为报国。他的试卷颇受张之洞赏识，命人油印后散发各营，以鼓士气。
他被录取在工兵营当兵。
吴禄贞入伍后，刻苦操练，钻研《西法类编》等兵书，成为士兵中的拔尖人材；一年后被张之洞指名选派入湖北武备学堂学习。
这是一所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收年满十八的有培养前途者入学，年方十七的禄贞是破格入学的。
他在那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自幼学过的格制学，此时发挥了作用，使他接受“西学”较他人容易。
一次，他甚至走上讲台去纠正日本教官证错了的几何题，他毫不客气地在教官演算的题旁打了个大“X”，口说：“你证得不对!”自己从从容容地证出了此题。
日本教官被他的“胆大妄为”弄得目瞪口呆，又发作不得。
这件事当时使全校为之轰动，被人们盛赞为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其实，这不过是被欺辱，被人看不起的民族阿Q精神的一种自我安慰。
老师就不能证错一道几何题吗？一道几何题老师做错了，学生能做对，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老师还是老师，学生也还是学生。
国人讲求尊师重教，外国老师就不应当尊重吗？所有的外国人都欺负中国人吗？即使在那个年代真心帮助一个懦弱民族之人也大有人在；说不定这位日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长期的受欺辱，被人看不起，有时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形成一种类似于义和团的那种盲目排外情绪。
从这件事上，吴禄贞所表现的是不是这种情绪呢？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像吴禄贞这样的先进分子，这样优秀的人，也是很难逃脱的。
还有，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吴禄贞过于张扬，过分自信的性格弱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弱点，最后要了他的命。
一八九八年冬，禄贞被派去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成城学校，后入士官学校骑兵科。
他目睹了明治维新后蓬勃发展的日本，更感到清廷的腐败和自己国家的落后。在日本，他有机会接触到反映欧美各种新思想的书籍，他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此便醉心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学说，认识到要救中国，不仅仅是建立军事武力就能挽救的。非得彻底地改革政治，推翻清廷这个腐败的政权才行。
他于是与傅慈祥、沈翔云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该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目的是联络同志，讨论革命如何进行。
他此时的革命思想，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
此时侨居日本横滨的孙中山先生，在日成立兴中会，并注意从留学生中吸收成员。
吴禄贞经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对孙先生学识之丰富，非常佩服;对孙思想见解之成熟，也十分倾心。
交往之中，对孙先生的革命理论，有了深入的认识，毅然加入了兴中会。从此，他成了一名民主革命的自觉的战士。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在祭文中所说的：“昔在东海，谈笑相逢。”
他们的革命友谊，从此开始。
一九九零年夏，中国北方义和团反帝斗争进入了**，革命党人决定趁此大好时机，在南方发动起义。吴禄贞认为“夏口兵冲要地”，建议以武汉为发难基地，以便控制南北要冲，然后出师北伐。
孙中山先生赞同此建议，命吴禄贞、傅慈祥主持长江流域的起义，又派人回国联络会党;他自己则将主持珠江方面的起义。
吴、傅二人受命后非常高兴，着手准备，但苦于没有经费。
此时，毕永年告诉孙中山先生：“唐才常已从康有为处得到了两万元款子，计划起兵，款为新加坡华侨所捐，还将继续有。”
通过商谈，双方同意联合起义。孙中山先生还亲自出席了梁启超为唐才常、吴禄贞等人举行的饯行宴会。
毕永年（1869—1902），湖南长沙人，清拔贡。少读王船山遗书，萌反清之志，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善，参与维新变政，暗中结交会党。一八九八年八月赴京，康有为欲委其领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政变后剪辫、焚贞照，以示脱离满清**统治。赴日本，谒见孙中山，与保皇派绝交，加入兴中会。
吴禄贞与唐才常一同秘密潜回国内。
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将原“正气会”改名“自立会”，“勤王军”改为“自立军”。他对保皇党称“勤王”，对归国留学生说“保国保种”。唐才常为谭嗣同的密友，他热心举义有很大为友报仇的成分。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贡生，与谭嗣同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去日本、南洋集资，回沪后创“自立会”，旋于汉口谋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被捕就义。著有《唐才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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