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也或许不是吧！”思索再三我决定还是暂且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你说的假设确实没有漏洞，但是历史的走向究竟如何！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大不列颠帝国尚未做好开始一场战争的准备工作。”
托洛茨基眯起双眼，嘴角微微翘起，端起自己前面的红茶轻轻地嘬了一口，只不过这段时间内她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脸，我承认这股视线让我有些直冒冷汗。
良久，一直在注视着我的托洛茨基终于开口了：“好吧！那我们就暂且搁置这个问题，望着小山上的云而在坡上奔跑这样的纯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到底能看到怎样的美景确实因人而异。”
托洛茨基放下茶杯，依旧眯着眼睛继续开口道：“不过！有一个客观事实还是值得注意的！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执政的最后几年，土耳其文化中出现了一些西化的表现，他们因此很受鼓舞，视之为改革成果。
虽然苏丹的军事改革成效不大，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精英在衣着方式和生活习惯上有所变化：现代的束腰衣和毡帽取代了长袍和头巾，男人的大胡子不见了，女性开始进入社会。
这些表面的变化体现在一批新兴的土耳其官员或绅士身上，这些所谓的‘欧化土耳其人’掌握了外语，学会了西方习惯、做派和脾气，但是在其他方面依然深植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之中。”
“这一点从几十年前开始就被各国旅行作家记述下来了！”我摊了摊手，“我依稀记得，那本朱莉娅·帕多的《1836年的苏丹之城与土耳其人的生活习惯》一书，从37年出版以来就一直一版再版，甚至到了每一个贵族，每一个王室都必须收藏的一本书。
这本书共出了四版，卖出超过三万册。尽管帕多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她认为的过去旅行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偏见。她认为，从表面看来，土耳其人似乎符合所有欧洲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奇异、懒惰、感性、迷信、蒙昧、对宗教狂热，但是一旦贴近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他们身上的“高贵气质”为其接受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哪个不带偏见的人会注意不到这里没有严重的犯罪，下层人士身上带着满足感甚至为自己骄傲，上层人士身上则没有自以为是和傲慢之气？’而且帕多还认为‘土耳其文明化’的唯一障碍是俄罗斯，‘它已经对土耳其人施加了种种限制，在他们文明化的道路上设置诸多障碍，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踩在脚下’。”
“你是想说，这能说明英国民调对奥斯曼兽人帝国的看法在缓和吗？”
“当然！正如我此前说的！平民是容易被宣传鼓动的！学历和阅历越低越是如此！”我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知道托洛茨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好精英主义的发言啊！不过，请你别那么看我，搞得我像是什么喜欢算计别人的女性一样！”托洛茨基有些不悦，她稍微鼓起了脸颊，嘟着嘴开始重复她的河豚行为。
“不管你怎么想，你都必须承认在大不列颠帝国的亲土派存在是事实。查尔斯·怀特在《君士坦丁堡三年》又称《1844年土耳其人的生活习惯》的一书中赞同英国人让“土耳其人文明化”的努力。
他的原话是：‘善高于恶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一个地方对社会和道德原则的遵守比这里更加严格，没有一个地方能比这里看到更多正义廉洁、温厚单纯、热爱家庭的例子，没有一个地方侵犯人身财务的犯罪行为比这里更少。其原因一定是内心的诚实，而不是外部的防范措施。’
作为呼应的，许多英国的亲土派将伊斯兰想象为一个良性的、进步的力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的东正教：极其迷信，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厄克特就认为伊斯兰是一股容忍而温和的力量，保证了奥斯曼帝国内部各个基督教派别之间的和平相处，土耳其人大概也认为自己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好吧！那么奥斯曼帝国方面呢？”托洛茨基瘪了瘪嘴，“在1839年，年仅十六岁刚成为苏丹的阿卜杜勒-迈吉德就立刻发布《玫瑰堂诏书》，宣布了一系列改革，其中第一项称为“坦齐马特”。
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一直在推动坦齐马特，试图在奥斯曼兽人帝国成立了第一个议会。这份诏书由雷希德帕夏在1838年起草，他当时第二次被派往伦敦担任大使，在伦敦布莱恩斯顿广场的住所完成草稿，交给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获得首肯。
尽管诏书的行文很明显地体现了英国《大宪章》的价值观，向苏丹的臣民承诺，无论信仰什么，每个人的安全、荣誉和财产都能获得保障；它强调法治、宗教宽容、制度现代化、公平合理的中央税收和征兵系统。
但在本质上，诏书仅仅是希望通过给予奥斯曼帝国最活跃的人口即非穆斯林的米利特以个人自由上的保障，来提升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在过去，穆斯林对占人口少数的米利特的不公正对待一直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从一点不难看出起草诏书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英国的支持来帮助深陷危机的奥斯曼帝国。而且诏书终稿还曾被当时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修改过，有些用自由主义语言装点门面、显示英国特色的痕迹，尽管这并不能说明诏书是言不由衷的，或是为吸引英国人不得已而为之。
另一层面上这份诏书体现了土耳其自由派相信奥斯曼帝国需要改革的真诚心愿，使得雷希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相信，为了拯救奥斯曼帝国，他们最终必须创建一个将帝国团结在一起的全新的世俗理念，即奥斯曼主义。
这一理念的基础是不论信仰如何，每一个苏丹的臣民都是平等的。事实上，苏丹和许多著名的改革派人物，包括穆斯塔法·雷希德和1839—1841年间担任首相的穆罕默德·胡斯雷夫都跟严格强调伊斯兰法教学的纳格什班底耶教团有密切的联系。从许多方面看，坦齐马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尝试创建一个更加中央集权但同时更有容忍度的伊斯兰国家。”
“你并没有说全面！”我反对道，“如果说你的重点在于奥斯曼兽人帝国对于大不列颠帝国的看法，虽说奥斯曼兽人帝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并建立中央集权！你或许能从中得出奥斯曼帝国的励精图治可能符合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利益。
然而奥斯曼政府并没有努力将这些崇高的宣言变成现实，因为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诏书中提高基督教人口生活条件的条款引发了来自传统穆斯林教士和保守派的反对。
基督徒的生活条件只略微获得了改善。1844年苏丹废除了叛教的死罪，但还是有一小部分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和改信伊斯兰的基督徒被地方当局处死。亵渎教义依然是死罪。”
“。。。。。。”托洛茨基用手托住下巴，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时间，我们的谈话陷入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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