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庞大的中欧多民族帝国，它虽然年轻，但是却又相当的古典，然而如今这一在从卡尔皇帝到特蕾莎女皇的带领下，总算朝着现代化步履蹒跚地迈出脚步的奥胸帝国不得不面对着伴随着拿轮战争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一个又一个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人士地挑战，唯一来说对皇帝有利的事是：那些土地上很多少数民族和人种比如：波米希亚人，摩拉维亚人，捷克人。。。他们都始终忠于哈布斯堡皇室和帝国，他们的目标是推进帝国地改革使得这一个帝国更加的强大和能适应这个新时代，而不是试图脱离帝国，这和那些靠近斯拉夫联盟的那些同为斯拉夫民族的国民不一样。
而且，从卡尔皇帝开始，哈布斯堡皇室就开始试图改革国家，组建废除封建残余，削弱那些传统的地主阶级和教廷的势力，尽管来说出于政权稳定考虑，卡尔皇帝也做出了部分妥协，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得到了法律和皇室的保护，比如废除了地主对领地上的农民的控制权，以及取消了地主对农民的实物税和劳役等，那些地主贵族当然反对，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削弱国家在这一区域的生产力，也会打击那些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不过这个理由在卡尔皇帝看来就是无稽之谈，卡尔皇帝知道那些保守派地主是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为此卡尔皇帝也不得不做出了妥协，比如取消了那些地主对国家军队的赋税，军费由国家财政自行支出，这算是一举三得，一方面换取了农民对皇室的忠诚，一方面使得军队不会受到贵族提供的资金的限制，同时还能组织贵族安插或者收买部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但从此，哈布斯堡政权对却变革保持了近乎偏执的追求，但是它审查甚至刺探国民的癖好，还是已经“扬名”全欧洲。在此之前的梅特涅独裁时期，梅特涅面对着国民的私下集会和出版物等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言论的场所或者工具的挑战，梅特涅选择建设了一面高墙，如同MEX和亚美利加边界那样巨大宏伟和不可逾越，这栋高墙用“审查制度和秘密警察和武力镇压”组成，用来阻挡所谓的来自外国的“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特别是在魔族有些贵族发起“十二月党人革命”失败之后，这种对内持续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与日俱增，不过值得研究的是，在那段时期，对民众和社会舆论的控制和解放农民，消灭封建残余，解放生产力的举措居然在同步进行，双个政策居然丝毫没有相互干涉，宛如两条平行线一般。
不过，说起来很滑稽，因为奥胸帝国却并没有因为梅特涅的政策而孤悬于这堵高墙之中，因为究其源头，梅特涅口中所谓的“外国思想”其实最初就是维纳土生土长的产物，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革命新思想的发源地就是奥胸帝国自己。也因此，梅特涅也被人私底下嘲笑着。不过，也有另一个因素严重削弱了奥胸帝国的镇压行为，那就是特蕾莎此前说过的“法治国家！”没错，奥胸帝国的法律保护了很多国民也限制了皇帝和其内阁的行动，整个哈布斯堡皇室政府以及国家的运作必须遵行帝国宪法，而不是源于皇帝的一时异想天开。在奥丽蒂王国和胸牙利王国联统成奥胸帝国之前，奥丽蒂王国就存在部分制度矛盾了。
它们往往未被人所知，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索。首先是开明专制统治的概念与形成弗兰茨
一世统治基础的约瑟夫二世式体系中合理化和一体化的元素之间的矛盾。哈布斯堡政权坚持约瑟夫二世中央集权主义和法律至上主义的传统，这致使它倾向于在包括胸牙利在内 的各个统治区推行一个一致的、系统化的普遍行政体系。这套法律和行政体系强调程序和制度上的统一和合法性，因而导致全帝国的行政管理官员对所谓的形式合法性极为敏感。
如同现在，特蕾莎女皇和蕾蒂娅能够自豪地评价道：“奥胸帝国或者说奥丽蒂王国培养了一个当时极尽严谨地维护法治的法律制度！” 当地方贵族不满中央政府的干涉时，地方行政官员就会引述帝国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来回应这些抱怨。帝国政府或许会启动一些秘密的 监控程序，或许会审查报纸与杂志，或许会检举起诉一些让国家陷入混乱地政治犯，但法院地审判的过程以及法律依据等行为必须合法，必须符合受到认可的正当程序。
在奥丽蒂、 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等地，奥胸帝国政府还必须遵守《民法通则》的条款。所以说，在19世纪的前50年，在法律程序上奥丽蒂人既是国家公民，也是哈布斯堡皇帝的臣民；而维纳政府致力于促进对法律程序的尊重，以便让奥胸帝国达到它的目标，与它所统治的领地达成
一种更集权化、更理性化的关系。
不过，事情到了19世纪30年代，特蕾莎对于社会的改革就从法律层面渐渐把重心放到了军事改革和教育改革之上了，因为一个显然的道理，作为一个国族如此复杂的帝国，其国家各个地区语言完全不同，尽管特蕾莎女皇维持了持续的国家政策，尊重其他民族的语言，没有强制要求使用德语，但是作为理性思考来说为了便于公务员间的交流和标准，还是有推广德语地必要性，因此如何在不挑动其他民族和人种敏感的神经之下推广德语就变成了一件麻烦事，而且由于扫除封建残余，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大量的自由农民由于有些人缺乏足够的土地或者人手而选择了雇佣劳动这一生产关系，但是由于他们的出身，而且早期欧罗巴大陆，教育资源全都被教会独享，在如今皇室极力打压教会势力之后，把大量的教会权力掌握到了国家手中，于是特蕾莎女皇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定大量新建公众基础教育学校，强制推行基础教育，并且将地方的公共教育质量也加入了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要求中，一时间全奥胸帝国居然出现了各地争夺教师资源的局面。不过，说句题外话，蕾蒂娅事后和特蕾莎女皇对某一细节达成共识，那就是她们都不希望有些民众受到过多的教育，以免他那些激进分子主动跳出来质疑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从而打乱哈布斯堡皇室的整体布局。
而，国土辽阔和国族复杂也促生了强大的国防军要求，同时强邻环绕的压力也直接压倒了奥胸帝国的头上，因此特蕾莎女皇在这一阶段也把先军政策和军事改革政策推行之极，因此大量的国家预算被投到了公共事业（特别是教育）和国防预算当中，这也不能说特蕾莎的执政有什么问题，而且特蕾莎女皇可是号称“她宁可卖掉最后一条裙子也不放弃任何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对外强硬派女皇。好在如今有她的小女儿-蕾蒂娅加入了她的政治顾问团里面，这让她久违的能够减轻不少压力。
不过，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在社会改革上缺乏国家预算和削弱了部分政府机构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特蕾莎女皇罕见地（不过蕾蒂娅王女认为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因为政府运行需要钱）选择了缓慢推进改革对改革目标的再定位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一些在奥丽蒂官僚系统中鞠躬尽瘁的官员的积极性。一些在维纳或其他各州首府工作的高官也对严重违反审查法的行为侧目，他们因为接到监视社会的新命令而感到有些困窘。一些帝国的高层官员还匿名在册子上激烈批评特蕾莎政府；这种现象在19世纪40年代广为流行，不过由于特蕾莎政府的开明政策以及《民法通则》等法律的保护，她示意秘密警察等相关机构无需施加行动保持监视即可。
官员们严词谴责当下哈布斯堡政权在社会变革上面的僵化,以及政府好像把他们当作 毫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而不是具有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者的做法。因此，我们能够看到 19 世纪30-40年代，奥胸帝国社会（包括很多官员本身）对官僚系统的认知出现了颇具讽刺
意味的转变，官僚系统好像成为社会潜在发展与繁荣的阻碍一样的观点一时间相当流行。 之后，奥胸帝国中这种自我批判的倾向达到了高潮。 按照瓦尔特劳德·海德尔的说法：如果有人曾大胆想象奥胸帝国的官僚系统的自我批判可能正是1848年革命爆发的原因。
而国家财政由于此前拿轮战争和7年战争的破坏，也实在是难以面面俱到，因此很多官员的工薪收入也想较之前大大下跌；在先前的20多年战争期间，受失控的通货膨胀与停滞 不动的薪资水平的双重夹击，政府部门和帝国社会中的其他很多社会部门一样，员工实际 收益大幅缩减。
而在战后的20年，由于为了修复战争创伤而造成的财政恢复的缓慢，除了那些位居官僚体系最高位 的少数权贵，这些国家公仆再也没能回归昔日的工资安全水平。
同时由于国家财政上的受限，国家很难说按照决策者的期望，彻底完成长期中央集权化目标的任务就显得更加艰巨。这段时间的奥胸帝国，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把既定的
目标转化为一个高效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此时的特蕾莎哈布斯堡政权考虑到从事产业创新或革新社会政策可能带来一定的政治危险甚至是国家破产的危机，因此特蕾莎女皇表现出
犹豫和保守，但是归根结底是因为此时特蕾莎帝国能动用的资源依旧非常有限。而每当一个国家当面临资源短缺时，就如我们所见，这个时期的奥胸帝国统治者-特蕾莎往往选择采取不彻底的折中办法解决问题或者说个对各个方面的妥协。特蕾莎政权一度在社会改革层面 的采取的冷漠程度与它对公共教育或产业发展领域积极创新举措的态度形成激烈的反差。帝国政府的各位大臣们有时会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促进经济发展，就需要满足奥胸帝国商业
与学术和中产阶层亟待解决的需求。特蕾莎女皇也常常以个人身份，对帝国最穷苦阶层的 困境表示同情。然而，由于此前的20多年战乱导致帝国也背上了一笔不小的长期债务，所以特蕾莎政府的政策就不得不受限于政府财政部的谨慎计划的左右。毕竟在宪法的保护下帝国国家财政预算可不只有你特蕾莎女皇说的算。
不过，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们，无论是奥胸帝国的国民还是外国人都必须承认：事实上，在1815— 1848年，特蕾莎政府依旧克服了财政压力在扩张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扮演 了主要角色，修建了诸多道路、运河、国营铁路和国际贸易航线。此外哈布斯堡政权果断在蕾蒂娅的《国富论》指导下部署调控了税收政策，改革专利法，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同时还
鼓励创办了大量新型工业。总的来说，奥胸帝国算是整个南欧和东欧最具现代化能力的国家，甚至比她的德尔曼邻居-普鲁士王国为首的神圣血族罗马帝国在整体国力上要发达。
但是，社会政治相对停滞造成了全国正在兴起的商人、银行家与知识分子阶层对特蕾莎政权的不满和反对；这个弱点虽然是最显著的，但并不是哈布斯堡政权此时唯一的弱点，在这数十年间，哈布斯堡王朝范围内的一些地区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掩盖了其他地方封建
经济与社会关系仍然存在的现实。 后者的情况在农业所占经济比重更大的加利西亚，以及 胸牙利和 达尔马提亚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是民族主义和反对哈布斯堡控制情绪最强烈的几个地区）的很多地方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往往将这些地区的问题归咎于那些当地地主精英
占据的地产和生产资料，以及那些愚蠢的地主们对经济选择的狭隘理解。而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波希米亚、下奥地利、蒂罗尔、摩拉维亚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区，而当地富裕的贵族
阶级常常会积极带头相应皇室号召并且实施行动，用蕾蒂娅的话说就是积极加入投资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贵族，她们投入大量资金来推动当地经济转型。而那些拥有大庄园的贵族地主家庭经常带头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技术创新，并发展出食物加工和能源生产等新型农村工业。（所谓先富带动后富，有钱的资本家会主动推进科技创新来主动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然而在胸牙利哪些传统保守的地区，他们和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一样，那些斯拉夫或马尔扎庄园主只会从一个方面即他们能从农民身上压榨劳动力附加值来计算他们自
的 经济生存能力。而不断受到劳役压迫的农民最终以暴力和革命回敬贵族，加利西亚就是一个 生动的例子，在19世纪20-30年代，当地时不时爆发农民起义。 但是农民起义者们不是为了推翻哈布斯堡皇帝反而是为了维护哈布斯堡皇室在胸牙利的统治，因为那些农民了解
帝国集权化的动力，因此具有策略性地向位于维纳的哈布斯堡中央政权求助。到了19世纪 40年代中，加利西亚在大规模农民暴力起义的威胁与严重的压迫之间维持着一个危险的平衡。听上去或许很讽刺，此时这种不断恶化的地方状况以地方自治或者贵族民族主义为代价，
不断地推动底层的农民阶级积极拥护特蕾莎帝国的自由主义事业与国家宪政方针。
而然此时很大程度上再次因为帝国财政紧缩政策，奥胸帝国的中央政权实在无法有效干涉加利西亚、
胸牙利或者达尔马提亚这样的小型沿海农业州，也不能在这些地区大规模投资兴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来推动社会生产关系改革。 不过在19世纪的40年代， 特蕾莎政府终于勉强实现了当初雄心勃勃的承诺，正是这些承诺，令帝国成为农民、本地企业家 和知识分子阶层以及部分中小型贵族不断托付希望的对象。不过好在是拿轮战争之后，很多的奥胸资本家和一些军队高层不断游说特蕾莎女皇进一步完善帝国铁路设施，加上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蕾蒂娅有时候也来吹枕边风，最终特蕾莎还是勒了勒裤腰带，还挪用了不少皇室开支来修建铁路，事后特蕾莎的大儿子也就是蕾蒂娅的大哥-费迪南德王储得知了这件事，非常不乐意地和特蕾莎女皇吵了一架，认为特蕾莎女皇的行为完全是浪费。不过事件最终证明还是那些顾问和蕾蒂娅的眼光更加准确。特蕾莎女皇得到了不少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与财阀（如罗斯柴尔德和西纳家族）与不少工商业实业家的支持。从而由于她们的大批资金流入，从而使得政府公共事业财政的窘境大大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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