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最后的希望似乎已经落到了奥胸帝国头上了！非常简单的道理，先不管沙俄魔族帝国的外交口吻怎么说，至少沙俄魔族帝国的军队已经开到了多瑙河下游，就此前我的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女皇和参谋长赫提亚的私人会议的结论来看，至少沙俄魔族军队带来的针对奥胸帝国南部疆域的影响力难以估量。
为国防安全和提防南斯拉夫少数民族独立运动的发生，同时也是出于表达自己外交态度考虑，第二天，奥胸帝国就调动了2万5千人的部队开进了帝国南部边疆，当然，主要目的还是威慑帝国国内的塞族和克族人以及其他的一些南斯拉夫人，警告他们不要想着轻举妄动，也让他们不要想着做什么支持或者利于沙俄魔族帝国军事行动的举动，因为此时的外交环境对奥胸帝国也不利。
同一天，法国下令舰队准备作战，随后英国舰队才开始行动。
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正是第一批收到有关俄罗斯对两公国都督下的命令的人，他自然非常迫切地希望能够弥补1848—1849年间大不列颠帝国未能站出来对抗俄罗斯入侵的过失，呼吁大不列颠政府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保卫两公国。
他甚至再国内公开警告英国外交部说：“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领土，从斯拉夫联盟边境到希腊（败仗庭）”，都即将落入沙俄魔族帝国的手中。如果俄罗斯人跨过多瑙河，巴尔干地区各地的基督徒将纷纷起来暴动；如果能得到英法的支持，奥斯曼帝国苏丹和他手下的穆斯林臣民将与俄罗斯一战。
最后，坎宁还说虽然被卷入一场结果难料的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件不幸的事，但是与其等到将来不可收拾，不如现在就处理俄罗斯带来的危险。
坎宁的鹰派言论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是能确定的是，这篇言论之后，法希兰第二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开始对奥胸帝国、神圣血族罗马帝国（尽管已经名存实亡）和普鲁士王国开始实行了外交施压。
俄罗斯帝国军事进入两公国在欧洲列强中引发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些国家自然都不能坐视俄罗斯摧毁奥斯曼帝国。
英国、法国、奥丽蒂王国，以及基本上跟随奥胸帝国决定的普鲁士王国和神圣血族罗马帝国内部诸国也纷纷表示同意共同行动来推动和平解决方案。外交行动自然就由奥丽蒂王国牵头，因为它本身就是《维纳条约》的关键担保人和主要受益者。
况且，奥胸帝国的对外贸易非常依赖多瑙河，因此自然不能忍受俄罗斯并吞两公国；但是它又最不能承受与俄罗斯开战带来的负担，不仅仅因为奥胸帝国、普鲁士王国和沙俄魔族帝国之间有些暧昧的关系；更是因为战争的破坏会最大程度地落在奥胸帝国头上，指望大不列颠帝国和法希兰第二帝国担负战争开支是不现实的。
只不过奥丽蒂王国的提议大概是无法实现的：我的母亲-特蕾莎女皇希望能达成某种外交方案，让俄罗斯撤销对高门的一部分要求，从两公国撤军，同时还保全沙皇的面子。这能同时兼顾《维纳条约》和神圣同盟。
除了奥胸帝国有自己的外交小算盘外，法希兰第二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自然也有，法希兰第二帝国是巴不得沙俄魔族帝国开战，这样自己就能正当光明地做一些他早就想做的事情，大不列颠帝国态度则是伴随着国内反俄情绪高涨而越来越坚硬。
尽管和平进程以欧洲各国间高调传送外交文件为手段，而且各方在遣词造句上进行了努力，做了无数次修改，以图满足俄罗斯的要求，同时又保障土耳其的独立。最终达成的是一份名为《维纳说明》的文件，在7月28日由四方外交部长代土耳其政府草拟而成，和所有为了终止敌对行动而拟定的外交文件一样，《维纳说明》故意含糊其词：高门同意保障俄罗斯保护苏丹的东正教臣民的协约权利。
尼古拉沙皇字符地将此视为俄罗斯在外交上的胜利，在8月5日同意立即签署《维纳说明》而“无需任何修改”。但是问题是这份由四方外长达成的文件事先并未征得当事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同意，所以当土耳其人要求澄清文件中的一些细节时，问题就出来了。他们担心《维纳说明》对俄罗斯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未能做出适当的限制。这一担心很快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根据一份被泄露给一家柏林报纸的内部外交文件，俄罗斯人对《维纳说明》的理解是：他们可以在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地方做出干预行动以保护东正教利益，而不仅限于已发生冲突的特定地点如圣地等。
苏丹建议对《维纳说明》在文字上做少量改动，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措辞自然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国防安全和国家权益而对俄罗斯人做出的一些让步。苏丹还要求在与俄罗斯恢复外交关系前，俄罗斯军队必须先撤出两公国，同时四方必须担保俄罗斯不会再次入侵。
对于奥斯曼兽人帝国这样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但是沙皇拒绝接受土耳其人修改《维纳说明》的要求，理由是他同意的是修改前的文件。沙皇怀疑土耳其人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挑动下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因此这份文件也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9月初，《维纳说明》不得不被放弃，在奥斯曼兽人帝国为了这份条约都开不惜对俄罗斯宣战的形势下，四方又不得不再次开始谈判。
只不过，当时，事实上，与尼古拉沙皇怀疑的情形相反，在奥斯曼土耳其人拒绝《维纳说明》的过程中，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众所周知，他强烈支持土耳其行使主权，同时对俄罗斯十分仇视，所以当土耳其意外地拒绝西方列强姑息俄罗斯的妥协方案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这件事算到他头上。
最为凸显的是，后来大不列颠外交部在事后记录上也认为是斯特拉特福德让土耳其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斯特拉特福德态度正确的话，本来是可以说服土耳其人接受《维纳说明》的，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比土耳其人好不了多少，他在那里生活得太久，对尼古拉沙皇充满了仇恨，浑身都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精神，再加上他自己的脾气，采取了与政府指令完全相反的做法”。
而外交大臣乔治·克拉伦登勋爵在10月1日回顾和平努力失败的原因时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当时由一个比斯特拉特福德立场更为温和的人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情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俄罗斯人的蒙蔽手法“挑起了他对俄罗斯人的全部反感，让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与俄罗斯开战是土耳其的最佳选择。”
当然，我个人认为：事实上任何一个能让俄罗斯下得了台的和平方案都不会让他满意。
但是这样的看法实际上对斯特拉特福德是不公平的，英国政府调解失败，却让他承担了责任。事实上，斯特拉特福德已经尽最大努力说服高门接受《维纳说明》了，但是在1853年的夏天，他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因为整个君士坦丁堡已经被游行示威所席卷，游行的人们纷纷要求政府向俄罗斯发动一场“圣战”。
作为沙俄魔族帝国不断施压的结果，特别是多瑙河流域两公国遭俄罗斯入侵一事，在奥斯曼首都不仅激发了穆斯林的情绪，还刺激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高门一直在鼓励穆斯林人口反抗入侵，此时已无法控制因此产生的宗教情绪。
都市里的宗教权威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战争语言，让虔诚的穆斯林相信，侵略者们将会捣毁清真寺并在它们的遗址上建起教堂。与此同时，高门一直对维也纳和谈一事秘而不宣，声称“只有当沙皇被苏丹的威严震慑”，和平才会来临。这一想法无疑继续鼓励了穆斯林至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各种谣言纷纷扬扬：有的说苏丹会花钱请英法舰队为土耳其而战；有的说安拉选择了欧洲来保卫穆斯林；还有的说沙皇已派他的皇后到君士坦丁堡乞求和平，并且将放弃克里米亚，作为对入侵两公国的赔偿。
许多谣言很多都是由最近被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的手下制造和传播的，目的是为了损害雷希德的声望。到8月底，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主战派”领袖，在大议会中势力渐长。除了穆斯林宗教领袖外，他还受到一批年轻军官的追捧。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宗教情绪高涨，反对西方对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干涉；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如果能把英法两国拉到自己这边共同对抗俄罗斯，将对自己十分有利，甚至能够逆转一百多年来奥斯曼军队在俄军面前屡战屡败的局面。为了得到西方舰队的协助，他们愿意向斯特拉特福德这些“手伸得很长”的欧洲国家许诺改善国家治理，但是他们拒绝坦齐马特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给予基督徒更多的民事权利将会对穆斯林统治形成潜在的威胁。
这些社会情绪最终在9月爆发了，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君士坦丁堡的战争情绪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出现了一系列主战游行，并且有六万人签名请愿，要求政府对俄罗斯发动“圣战”；宗教学校和清真寺成为这些游行请愿的组织中心，它们的影响还体现在张贴在大街小巷的海报所使用的语言上。
这些海报写着：“荣耀的帕夏！为了您的尊严，您所有的臣民都愿意献出生命、财产和孩子。您和您的祖上都曾在阿尤部安萨里清真寺佩上穆罕默德的宝剑，现在宝剑出鞘的责任落在了您的身上。您的部下对此犹豫不决，那是因为他们沾染上了虚荣的毛病而不能自拔，但是现在的局面有可能把我们带向危险的境地。因此，我们的帕夏，您勇猛的战士和虔诚的奴仆想要投入一场捍卫自己权利的战斗！”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学校中有四万五千名学生，这是一个心存不满的群体，坦齐马特改革推动新式世俗学校，自然损害了宗教学校学生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前景，这股怨气让他们的抗议行动更为激进。奥斯曼土耳其政府非常担心，如果他们不向俄罗斯宣战，将会引发一场伊斯兰革命。
而最后的时刻也很快到了，9月12日，宗教领袖获得了苏丹的召见，他们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开战，要么退位。阿卜杜勒-迈吉德向斯特拉特福德和法国大使埃德蒙·德拉库尔求助，两人同意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爆发革命，两国将召集舰队协助镇压。
当晚苏丹召集大臣开会，会上他们同意向俄罗斯宣战，不过要先给予高门足够时间确定西方舰队的支持并压制君士坦丁堡的抗议活动。9月26—27日大议会召开扩大会议，苏丹手下的大臣、穆斯林教士和军队中的高层人物都参加了，决议正式通过。
在会上，穆斯林教士们积极主张一战，军官们则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对土耳其军队是否有能力战胜俄罗斯军队没有信心。奥马尔帕夏认为在多瑙河流域需要额外增加四万人的部队，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准备好要塞和桥梁对付俄罗斯军队。
新近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尽管是“主战派”的领导人，却不愿意表示是否有可能战胜俄军。海军大元帅马哈茂德帕夏也不愿意明确表态，他说土耳其海军能够与俄罗斯舰队抗衡，但是如果以后战败的话不要回头找他算账。
最后还是雷希德站到了穆斯林领袖这一边，也许是感觉到如果在这时候继续反对开战将会激发一场宗教革命，彻底摧毁坦齐马特改革，而这正是西方列强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的条件。
“与其不做抵抗，不如战死疆场，”雷希德出于政治问题不得不这样宣布，“如果上天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定会大胜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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