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单纯这样还不足以说明大不列颠帝国政府的所想，因为我们要从伦敦会议的后果来判断大不列颠帝国此后的外交方针。
1841年伦敦会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让穆罕默德·阿里撤军，还规定在战争爆发时，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海峡将对除苏丹盟军以外的外国军舰关闭，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因为这样英国军舰就能驶过海峡进入黑海，直接威胁俄罗斯南部边疆的薄弱地带。而沙俄魔族帝国一旦签署这份条约后，俄罗斯帝国就在实际意义上放弃了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主导位置和对海峡的控制权，因此，沙皇希望能以此方式来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孤立法国。
从尼古拉一世沙皇的角度来看，扶持苏丹对于沙俄魔族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来说只能是权宜之计。他认为，现在法国因为支持叛军而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俄罗斯与英国又在中东问题上达成一致，伦敦会议的成功，让俄罗斯与英国有了结成同盟的可能；虽然这一点也只是尼古拉一世有点一厢情愿的看法。
1841年，英国政权发生了更迭，由罗伯特·皮尔爵士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这给沙皇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因为保守党不像上届由墨尔本勋爵领导的辉格党政府那么敌视俄罗斯。沙皇相信保守党政府会更愿意听取他的建议，让欧洲在英俄两国的领导下共同决定奥斯曼帝国的未来。
因此，在1844年亲自前往伦敦时，沙皇对说服英国参与他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充满了信心。这就导致了前文说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突然造访伦敦事件。
沙皇在6月的突然造访，把英国政府搞得措手不及。英俄双方的确从当年春天起就在商讨沙皇访英一事，但是彼此的外交机构之间却谈得很随意。3月2日在“伦敦酒馆”为俄罗斯贸易公司举行的宴会上，首相皮尔对沙皇访英的建议表示欢迎。
三天之后，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通过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布鲁诺夫男爵发出了正式邀请，并向沙皇保证他的造访将“在英国消除任何波兰人宣扬的对俄罗斯的偏见”。布鲁诺夫在给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的信中写道：“阿伯丁是一个含蓄又爱担心的人，连他对这事都这么有信心，那就很说明问题了。”
维多利亚女王起先不是很愿意接见尼古拉一世，因为她的舅舅利奥波德长期和沙皇有纷争。而利奥波德本人却在1830年代把许多反对沙俄魔族帝国而被波波兰德王国政府流放的波波兰德民族主义派流亡者吸收到了自己的军队中。
而作为神圣同盟的支持者，尼古拉一世自然打算出手干预，恢复被1830年的法国自由主义大革命运动打乱的君主制，但是他的这一计划因为同年11月的华沙反俄游行而未能实现。因为他曾威胁军事干预波波兰德人的抗议行动这导致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对他很不信任，把他称为“欧洲宪兵”。
许多因示威游行失败（由于沙俄魔族帝国的威胁，波波兰德王国政府被迫妥协，逮捕，驱逐出境了部分波波兰德民族主义示威者）而逃亡海外的波波兰德王国则发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都很欢迎他们。
这些纷争自然让维多利亚女王感到担忧，但最终还是她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他是利奥波德国王的侄子）说服了她，认为沙皇访英有助于修复欧洲皇室之间的关系。在她发出的邀请信中，她说希望能在5月底6月初会面，但是具体日期未定。
这种双方都语焉不详的随意的谈判持续到了5月中旬，而那时，英国方面依然不能确定沙皇是否会到访，当女王得知沙皇终于要来的时候，尼古拉的蒸汽机船还有几个钟头就要抵达伦敦了。这一消息让女王的手下措手不及，乱作一团，而且神圣血族罗马帝国选帝侯之一的萨克森王国的国王正好也是同一天到访，因此欢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活动中的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匆匆应急完成。
此前，我也曾多次强调，沙皇尼古拉一世不但有着家族疾病，同时他的性格问题也一天天严重起来。
沙皇这次即兴造访，是他性情变得越来越急躁的表现之一。做了十八年沙皇后，他登基早期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性格：谨慎、保守、含而不露等渐渐消失了。
在执政晚期，他日益受到家族遗传精神疾病的困扰，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也有同样的症状。尼古拉变得做事浮躁，缺乏耐心，经常冲动行事，比如贸然前往伦敦，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英国人身上。
同时，他的古怪行为被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注意到了，女王在给她舅舅利奥波德的信中写道：“阿尔伯特觉得此人不能很好地控制冲动和情绪，因而会做出不当的举动。”
在沙皇抵达伦敦的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接见了他。他还与剑桥公爵、威灵顿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会面，之后游览了伦敦西区时髦的街道。沙皇视察了因1834年大火而正在重建中的议会大厦，参观了完工不久的摄政公园。
晚上宾主一起坐火车前往温莎城堡，之后的五天里，沙皇一直住在那里。不过，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简朴做法和军人习惯倒是一直被保持了下来。而且沙皇简朴的生活习惯把温莎城堡的仆人惊呆了，因为他的贴身男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马厩找一些干草，填到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制套子里，放在一张行军床上当作床褥。尼古拉一世沙皇从来就是这么睡的。
作为对应的是大不列颠皇室-温莎家族，尽管当时维多利亚已怀孕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还在为阿尔伯特亲王的父亲戴孝，因此没有为沙皇举办皇家舞会。但是其他的娱乐活动并不少：狩猎聚会、检阅仪仗队、出席皇家赛马会等等。
为了向沙皇致敬，皇家赛马会还把授予获胜者的“金杯”改名为“皇帝金盘”，女王还陪同沙皇一起听了一次歌剧。在一场豪华宴会上，六十名宾客享用了五十三道菜，餐具是皇室的“大宴餐具”，可能是世界上最精致的一套银边瓷器了。
不过，沙皇在伦敦的最后两次晚餐上，所有男宾都在尼古拉的要求下穿军装出席，因为他不习惯穿晚餐正装，他还向维多利亚女王坦言，如果没有穿军装，自己会觉得很不自在。
当然，作为第三方的角度来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从公关的角度来看，沙皇对伦敦的访问非常成功。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为他英俊的相貌和优雅的举止所倾倒。“他依然对女性之美十分欣赏，”斯托克马男爵写道，“对他的英国旧爱表现得极为关切。”
而且这也改变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看法，维多利亚女王十分欣赏他“端庄优雅”的风度、对孩子的慈爱和真诚的态度，但是她觉得尼古拉很忧郁。
“他留给阿尔伯特和我的印象是他不是很开心，他的地位和权力带来巨大的压力，让他在重压下感到痛苦，”她在6月4日给利奥波德的信中写下了她的观察，“他很少笑，如果笑也不是开心的笑。”
当尼古拉一世沙皇的伦敦之旅结束后，维多利亚女王给她的舅舅写了一封信件，后来利奥波德会见我的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时候还特地那封信打趣。
维多利亚女王认为：“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我很难不感到喜欢，我觉得他的性格应该被人理解，不要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他既严格又严厉，对“责任”有固执的理解，这一点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觉得他并非“聪明机智”，他的心智也尚未开化，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只关心政治和军事，对艺术和其他软性活动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很肯定他是真诚的，即使他在独断专行的时候，也真的相信那是唯一的统治办法。”
因为，尼古拉一世沙皇给我的母亲也留下过深刻的影响，我母亲私下评价道：“我的姐妹-她（指维多利亚女王）对尼古拉的评价十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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