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四排坐满了外国人。除了五个头发黑红一看就能分辨出是苏格兰血统的男女和两个黑发并且面部骨骼弧度平滑的亚裔混血姐妹，完全分不清其他人的来历。东欧、西欧、北欧和北美的人在我眼里区别并不大。就算做中立人的工作接近二十年，见过的各样的人无数，如果把墨西哥人和皮肤不适棕得那么有特色的印度人放在一起我都不见得能够分得清楚。十几年来，见过那么多外国人，我也仅仅见过一位女性是真正的一头金发。她的头发像是蒙上了一层薄灰的麦穗色的绸缎，见过一次再也没法忘记。
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对这样一句话感到陌生的人我认为几乎没有。这养的一句话可也以用在当时坐在左侧的两排座位上的那些人。左侧的两排座位并没有坐满，零零星星坐了十三个人。四个人穿着黑色的西装，都打着红黑相间的斜纹领带，手戴超市里一元钱一副的白色手套，上衣口袋里叠放着白色的手帕，并且都在泛着一本厚大的圣经。五个人将白色的围巾如同汗巾一般裹在脖子上。围巾不是保暖用的，丝绸的质地注定了这种围巾只是仪式性的装饰。在他们五人各色的大风衣下穿着牧师的衣服，很像西装但是有更多的纽扣，在衣领有一个相当大的不只是合金还是镀银的搭扣。这五个人并不像那四个穿西装的一直读着圣经，但是他们要不腋下、要不膝盖上、要不脚边都放着一只黑色的皮包，大小刚好是一本传道用圣经的大小。他们并不读书而是在几个人拉着手低着头，做着漫长的祷告。还有四个人，穿着打扮很随意，完全是街边随便遇到一个人都有可能见到的打扮。四个人中有两个看起来应该是韩国人的亚洲人。他们凑在一起低声交谈，从我站着的位置无法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这三组人，我只能辨认出一组是天主教神父，一组是基督教牧师。穿黑西装的是神父。
天主教规矩众多，且规矩森严，等级分明，并且对于形式、仪式非常的注意。一致的西装和领带，一致到衣服的面料上的银色斜纹间的间隔都几乎分毫不差。那中程度已经不仅是严谨了。西装的贴身的设计和被紧勒的脖子更加是对自我的约束和限制。即便在机场还阅读《圣经》更加是对对于神的崇拜的延续。确确实实的天主教。当时并没有能够听见他们是否有读出声，否则还能够根据口音判断是否是来自梵蒂冈的牧师。那种在发“R”开头的一部分单词的时候按照“L”来读的发音我过去在温哥华逗留期间去的一次早弥撒时听过，听过一次便无法忘记。
基督教的规矩和天主教相比宽松很多，毕竟旧约是以罪、罚、恩赐、领导为主而新约更多的讲述的是宽恕。这一点，单单从五位牧师不同色彩的风衣就可以看出。而风衣下的牧师服又是他们自我约束的象征。牧师服和那些神父的西装有相当大的区别：简单。除却那个较大的方领扣，其余的就和一件普通的黑色立领衬衫没有区别。他们并不在阅读《圣经》，只是把它们放在伸手就可以取到的包中，而包也只是随意的放在身边。这又是说明了他们的信仰的表达方式不拘于形式。虽然是不拘泥于形式，但是也并不摒弃形式，毕竟他们还是带着《圣经》的。
这一个区域的观察结束时也并没有新的人加入。
第一轮的广播恰好在65号们前响起。老人和山坞舱的乘客被要求率先登机。
重复了三遍的话是一个信号，在说“各位乘客开始排队登机”。
老人们在登机口排成了一队，位置也自然空出了不少。时间并不多了，剩下的那个区域我本来也是懒得去观察了。结果却发现一般乘客的队伍以一个很奇怪的方向排了起来。老年人们和经济舱的乘客是以一个正对登机口，或者说是以一个90度的角度垂直于登记的柜台拍着的。但是一般乘客的队伍却很莫名其妙的在与柜台稍微错开半米的位置起头，然后一直往柜台的左侧排开，与柜台呈一个平角的角度。
虽然我懒得去被广告牌隔开的我没去观察过的区域，也就是对于我来说右边，对于柜台来说左边的那一块候机区，但是为了排队我似乎又不得不过去。我并不是为自己旺盛的好奇心找藉口，虽然听起来像似乎藉口，但是这登机的队伍是不得不排的。而我又不想十分特立独行地自己开辟一条新的队伍出来，只能跟着主流往那个奇怪的角度排。
如果说我收到的信件，那里面的东西、论文等一系列的东西是序曲，是戏剧的开场前的报幕，那么这里就是真正开始的地方。
来到被广告牌隔开的属于65登机口的右侧候机区，我眼前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像是从维多利亚时代剧中走出来的。他们身上的服装相当别致又相对一致。一顶礼帽、燕尾服或者猎装、领结、背心、敞角领或翼型领的衬衫、以棕色和浅棕色为主的皮质灯笼裤、靴袜和皮靴以及从服装的口袋中中挂出的表链暗示的怀表。粗略的看有大约三十个，全部是男性。虽然一位女性都没有让我感到相当的奇怪，但是我并没有网其他的方面想，只是当作纯粹的巧合。按照乘客总人数的比例来说，这群服装打扮奇怪的怪胎并不算多。就算他们中没有一位女性也不一定会让乘客整体的男女比例下降到50%之下。
他们并不排队。虽然他们的打扮除了颜色搭配，风格和样式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他们并不是所有人聚在一起扎堆，而是三三两两的小群体。这个“三三两两”当然不是准确的说他们几个人一组，只是说明他们的每一组的人比较小。有一组人在看着宝石，从我排在队伍中的位置看见他们举起的宝石的顺序是黑曜石、祖母绿和红刚玉。还有一组人将扑克牌放在座位上摆成了奇怪的“阵”，像是在占卜。在占卜这一方面我基本没有去了结果，对于塔罗牌这种我也仅仅是知道大部分卡牌的名字，无论是摆法还是解释都完全不了解，更不谈牌类占卜中最困难的扑克牌占卜。并不是我不想对于这些人谈得更多，一来是因为我能够记得的毕竟有限，十多年过去了多多少少会忘记一些。能说出来的，必然是令我印象深刻的，当然也不排除那些我忘记了的印象深刻的东西。
对于那些维多利亚时代打扮的外国男性大概就这样粗略描写一下好了。对于服装我的研究甚少，只知道某个时代的特定服装的样子，却是连名字也说不出来的那种不靠谱的辨识方式。
等待上飞机的过程没什么好说的。只是上了飞机后，我并没有在经济舱看见那群维多利亚打扮的外国人中的任何一个。在排队进商务舱的时候他们也并没有动，可想而知应该是做的头等舱。
我放眼望去，经济舱的乘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那些穿着打扮的人，甚至那几个牧师都不在经济舱。大部分都是说着一口粤语的香港本地人，为数不多的几位额头上点着红点的印度妇女，三个菲律宾人，十多个白种人和三个黑种人。我说的是“黑种人”而不是黑人，不是在夜里不睁眼不张嘴就看不见的那种。我坐在F32的位置，靠窗，并且是内侧。我一边看着搜狐表一边等着飞机起飞，直到来了一对老夫妻。老太太的座位恰好在我的边上。虽然不知道老人的位置是在哪里，但是让他们夫妻分开总觉得有些说不过去，即便那是他们自己没有选好机票的问题。我主动提出和老人换位置，老人自然是很高兴地接受了，给了我他的机票。我换到J31，仍然是靠窗的位置，在原来的位置往后四排的外侧，在整个经济舱已经属于中间靠后的位置。我并不是在强调这个位置。我现在只是在陈述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机票票根我至今还保留着，所以在谈到这种毫无特殊意味的细节时难免会多说两句。我的地位特殊，工作的性质也是罕有，有时候一句话甚至讲一个词都需要考虑到我能够同时表达出来多种意思，相反的最一般不过的事情更容易让我难以忘怀。
直到机长宣布飞机的起飞由于同时要起飞的和降落的太多必须延迟40分钟的时候，我的边上没有新的乘客。前排座位背后的显示屏幕播放着冗长的安全教育视频。因为影视等其余功能是在飞机起飞后才开是提供的，因此，在飞机起飞前的40分钟内能看的只有反复播放的安全教育视频。我电影看得不多，对于电视剧兴趣不大，因此选择拆了装着薄毯子和没有我小臂长的小枕头蒙头便开始尝试睡觉。接下来就是噩梦的开端了。一个不完全算是噩梦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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