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格陵兰和约》及“格陵兰－日内瓦体系”下短暂的和平时光
第二次PLANT·联合战争（又称第二次血之情人节战争、尤里乌斯纷争）于宇宙纪元（统一历）74年际*的弥赛亚攻防战后，以反抗时任PLANT议长的吉尔伯特·狄兰达尔所推行“命运计划”的反命运计划联合反抗军（奥布军·克莱因派同盟）对支持命运计划的ZAFT军（ZAFT·前反LOGOS义勇同盟）的战术胜利，吉尔伯特·狄兰达尔议长的战死，命运计划体系的消失落下了帷幕。
因为吉尔伯特·狄兰达尔的戏剧性阵亡，失去国家元首的PLANT邀请以实际行动停止了两场战争（第一次、第二次地球联合·PLANT战争）走向最坏结局的拉克丝·克莱因作为临时调停人，联同PLANT最高评议会进行与地球（奥布）方面的停战条约谈判工作。经过数月的谈判，PLANT和奥布在74年年底签署了停战条约。
相较于尤里乌斯7纷争（第二次联合·PLANT战争及PLANT·奥布战争）停战协议的签订过程，重建纷争后国际体系的谈判又持续了数月。实际上，这也是先行签订停战条约的PLANT及奥布从中积极斡旋得到的妥协。以PLANT、奥布及大西洋联邦为中心的新地球安保合约构想（10），事实上让谈判陷入了泥沼并且显露出长期化的倾向。为确定会旷日持久的谈判暂时画上休止符的妥协框架，即是包括PLANT在内的联合各加盟国在75年二月二十一日于中立国斯堪蒂那王国北极属地格陵兰签订的框架条约，后称《格陵兰条约》。
为了面对在接连的世界范围战争中几近荒废的地球全境和崩坏动荡的地球联合各成员国，条约彻底摧毁了自70年起由大西洋联邦及旧PLANT理事国主导，以反PLANT主义为中心的地球联合体系。但相对于最初尝试构建新体系的目标，则可以说阻力重重。
在持久的谈判中，用于指导战后废墟般混乱的地球圈进行和平重建的框架，也遭到过“其本质是尤里乌斯7条约的修正和延伸”这样的指责。虽然其积极作用在于抹除了地球联合体系及旧理事国主导的资源分配体系对各国的军事和经济的重压，但最初作为框架草案的条约，不仅因为各国意见上存在的分歧而实质上沦为冗长的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阶段的谈判，且依旧未能提供避免自然人和调整者之间再次发生战争的有效解决方法。实际上，从战后的环境来看，要求在短时间内为数十年的争端建立起和平框架，是过于强人所难的提议。
作为战后各国以相互遏制，维持现状为妥协的草案，《格陵兰条约》或称《格陵兰妥协案》实际上只是格陵兰会议构想的第一阶段框架的一部分。该条约中最重要的三条，是关于针对战后可能出现的军备竞赛而加以遏制的冻结条约，即“三项冻结”：
1.反中子干扰技术的和平使用及不扩散协议：
－ 反中子干扰器技术仅可用作和平用途（参考第二条）。条约签署国自条约签署日起冻结一切形式核动力机动战士及火力平台的开发，前次战争中所有高性能核动力机体在二十年间逐步退役、封存及销毁。
2. 大规模毁灭性杀伤武器、小行星转向技术的禁用及不扩散协议：
－ 在既定现状之上，冻结各国可驱动大质量自然及人造天体（小行星级及以上）核脉冲动力控制系统及可在太空中布置的有核动力火力平台的开发及再开发计划，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化、生、质量武器，NCBM）的使用、运输、技术传播、开发及再开发。自七五年起逐步开展针对搭载、使用有核动力战略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的削减、销毁及NCBM武器的禁运谈判。
3. 国界线、轨道与领海维持现状及暂时冻结协议：
－ 在下一次条约评议之前暂以十五年为限，冻结地球各国对PLANT实际控制的地面治权要求。地面领土，包括PLANT的地面治权地回到宇宙世纪73年一月一日前的范围。 在既成事实之上，在废除军事基地的前提下，PLANT暂时托管其实际控制的直布罗陀和卡潘塔利亚地区，设使馆并逐步中立化。撤回地球各国在PLANT本国设立的监视用使馆。冻结各国除本国法定国境线以外的领土要求，包括地面国界线、领空、领海及月球、太空领地。
（自C.E.84年1月1日起，追加条约《轨道互不侵犯协议》与《轨道主权议定书》暂时以五年为限冻结了地球圈地表各主权国家对于近地轨道的领土要求。）
《格陵兰条约》最终的意义，一般被广为接受为出于战后重建时期的需要，各国对于自七三年起动荡的地球圈可能立即出现的军事超级强权国家（Hyper Powers）的事实忧虑而做出的战略限制。其禁止军备竞赛和领土扩张的三项冻结体系，连同地球联合体系的解体，直接促成了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平台的联合国的重建。在条约签订后五个月，即宇宙纪元75年7月2日，地球联合宣布解除和PLANT之间的战争状态。原先作为地球联合指挥塔的联合议会解散，并开始重建联合国大会。
8月10日，联合国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日内瓦公告》，宣布继续施行自70年联合国被解体以来的权力。联合国最终取代了反PLANT独立，反调整者主义为重心组建的军事政治组织“地球联合”，重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力及中心体系。格陵兰条约的次期框架谈判，规划上希望以联合国为平台，同各国进行第二次框架条约的谈判，不过事实上由于各因素的作用，在第一次框架条约年限将至的现在，第二次框架谈判的到来似乎遥遥无期。
《格陵兰条约》初期框架体系下的维持现状时期（即重建时期）的体系被称为“格陵兰－日内瓦体系”，即所谓的“地球联合共同体结构”。其通过遏制战后超级强权崛起、实行军事冻结防止大规模军备竞赛等措施，这一体系力图给地球圈带来至少十年的总体平稳时期。
2.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事化和红海事件
建立以联合国为框体，独立国家加盟的地球联合共同体结构的最终重建步骤，是作为所谓“新世界安保体系构想”的妥协。其重点是整合出足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全球秩序的维和部队，并交由联合国统一管辖。（2）指导这一思想的是“地球中心主义”，或“统合主义”的思潮。认为必须建立“超国际机构治下的和平”，而将增强联合国的权力作为实践统合主义的尝试。
随着联合国功能的陆续恢复，其维和部队（UNPF）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重建工作。其最显著的功绩，莫过于在欧亚大陆，特别是柏林城的恢复重建工程中担任了主力军这一工作。原本被用于战争兵器的机动战士（Mobile Suits) 在被联合国收编之后成为了“铸剑为犁”的典范。这一景象曾在联合国重建之后效率最高的第一年内被全世界认为是世界和平的先兆。
但是，第二次所战争的结果，事实上虽然解决了部分国家间政治主张（11）的分歧所带来的政治争端，但战争后期弱化，却依旧遗留下来的调整者－自然人之间的种族、意识形态冲突依然存在。LOGOS把持的各政府在战时和战后相继覆灭，地球圈各国的内部问题日渐升温。
战后，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审判了LOGOS的残存成员，在混乱中召开的审判相对平息了LOGOS毁灭带来的骚乱。（12）在联合国的指导下，来自PLANT、奥布联合首长国所组成，以三舰联盟和克莱因派同盟领导，被民间称为“和平代行者”的临时国际维和救难部队 、以秘密情报组织“终端机”和各国情报组织为核心再构成的战略情报局“O.S.I."、以PLANT情报局为核心的国防情报局及其秘密搜查部队三方的协助下，在数月间便挫败了企图反抗的Logos残余势力及其他恐怖组织。不过自然人-调整者之间的冲突并未随之消亡。
一方面，宛如“狩猎魔女”的“狩猎LOGOS”行动摧毁了地球圈全境的旧有政治体系（13），漫长的战争和战后的自然灾害带来的废墟上，崩溃的政府和经济成为阻碍和平的最大障碍。（3）另一方面，重建中的地球上，来到地球援助重建的调整者们，其地球居住权并没有在各大国得到实际落实。另外，大量在数次战乱中流落地球的调整者，在国境线整合之后同样面临尴尬的身份认定局面。在重建期间，来到地球的调整者不能获得地球居留权，大量流散于地球的调整者也失去了其驻留国家的法定公民身份。此外，虽然宣扬调整者至上主义的旧萨拉派及其他极端派别在PLANT及地球都受到了致命的镇压，但自然人民间针对调整者的暗杀和有意识的报复在尤里乌斯七号坠落的地区仍尤为明显。而冲突其间最轰动一时的，就是促成维和部队参与实际军事行动的红海事件。
C.E.76年10月27日，旧萨拉派（推认）在地球上的残存分子劫持了红海海岸的新设核电站，并且向PLANT本国提出终止对地球反中子干扰的援助，和帮助调整者获得地球居留权及平等公民权利的要求。此事件初期交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处理。因维和部队没有实际军事权利，导致事态停滞不前。最终，越过安理会出兵的大西洋联邦和欧亚联合引用世界安保条约出动了联合部队，于10月29日清晨强行突破。之后事态急速恶化。在交战中核电站被意外爆破，关于核电站被破坏的原因，一直没有有效的官方说明。一般民间认为是调整者恐怖分子一手策划，目的是割裂严重依靠北非及中东辖区石油工业的欧亚联合。但是这次事件的处理，确实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最终封闭，红海大部分被污染的最坏结果。
在事件处理的过程中，有认为如果维和部队能够迅速行动，就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的说法并被广为采纳。而因为当时维和部队的权利被联合国限制不可参与军事行动，最后是由地球联合军的部分部队引用了《世界安保条约》之后介入此事件才得以平息事态。此事件确认了维和部队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的重要性，也激起地球圈反《世界安保条约》的浪潮。
最终，日内瓦迅速在该年十二月废除《世界安保条约》的合法性，且同时通过了建立联合国军的决议，以赋予联合国维和部队在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权。即在地球圈内，可以以联合国军条例对恐怖分子先行逮捕的命令。三舰联盟在解决此事件中的角色一方面被地球认可，而另一方面，围绕以调整者为主体的PLANT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倾不同的论调，如升温的反PLANT主义和PLANT内部的孤立主义开始出现。
前次战争的最大遗产《世界安保条约》虽然被废除，但依然在联合国军的成立中发挥了余温。红海事件后，日内瓦框架下的联合国军构架，取代了大西洋联邦主导的《世界安保条约》，却再次异化成为了世界各国动用联合国军有目的地展开对调整者的报复行动的有力武器。出于对红海事件的高度恐惧，在民意的压迫下，世界各国或多或少对内部的调整者展开了大清洗活动。大量调整者或失业，或被监禁，审查。原本就缺乏公民权的驻地球调整者进一步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保障。虽然蓝色波斯菊（蓝色宇宙）及其后台最大资助者Logos已经在前次大战中分崩离析，其理念在身处社会中下层的自然人中仍然尤为盛行。尤其是红海被污染后，世界上再次掀起了反调整者的论调。
为了能在冲突逐渐升温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地球圈的重建工作，并继续抑制各国冲突，联合国军不得不在C.E.77年日内瓦防务会议之后更由“应急处置部队”升格为“常备军”，并在世界各地建立直属联合国管辖的军事、准军事基地以调动快速反应部队。但这样的举措，也被指为在全球范围内瓦解日内瓦体系，重建地球联合体系的尝试。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世界各国仍然保持着对“世界安保条约”和“地球联合”的依赖所致，导致联合国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新的“地球联合军”。调整者的反弹情绪同自然人的反调整者情绪互相冲突的过程中，以统合主义为旗帜，要求重新组建镇压调整者行为的特殊部队，即“新地球联合军”的呼声时有出现。
3.战间和战后的婴儿潮
战后婴儿潮的开端，早在第一、二次联合·PLANT战争的战间期就初显端倪。在第二次亚津杜威攻防战结束之后，地球联合和PLANT之间的战乱已经告一段落。随着尤里乌斯协议的签订，失去宇宙重要基地托勒密的地球联合，其锋芒也开始向地球圈内部收缩，战后随即爆发的南美独立战争就是其中一例。PLANT的调整者住民获得了短短一年的宝贵喘息时间。
鉴于尤里乌斯协议中林德曼提案的要求，军备数量限制的一环将涉及各国人口。虽然PLANT政府基于对自身技术的自信最终接受了这一方案，但该协议的内容对于人口稀少的PLANT来说，依旧是国力恢复上一个巨大的劣势。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依然有大量调整者选择让自己的孩子趁着短暂的和平时光尽快出生。这其中确实有对和平曙光的期待作为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讲，战间期初现的小批婴儿潮可以说是调整者对尤里乌斯条约内容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反弹。
调整者基因序列改造下的结果造成了基因配对的复杂化。在后续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觉了子代受精卵成活需要亲代特定的基因组合这一问题（1），由于非基因序列配对的亲代几乎无法生育下一代，而随着世代的推移，子代的基因序列更日益复杂的缘故，自第三世代调整者显露出急剧的生育率低下问题成为了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这一问题对战间期的婴儿潮产生了遏制作用。为此，战间期PLANT对于生育问题较为强硬地推行了既存的《婚姻管制法》。一些追求婚姻自由的调整者开始少数地与PLANT人才引进的自然人通婚，也有一些不服从婚姻管制法的调整者开始更投入地解决生育问题。在极度秘密的环境中，包括习自火星殖民地的“调整者制造业”（即针对特定目标而特别调制基因的手段）、甚至关于非母体生产研究的实验室，纷纷在短暂的和平中开始萌芽，其中或许有成功的例子，但据信，大多数的试验不是因经费缺失、人员流失或是进行非法试验而遭到取缔或是歇业，就是制造出不成活的个体而不得不面对失败。战间期短暂的婴儿潮中，绝大多数的新生儿都是遵循《婚姻管制法》出生，非亲代配对的所谓“新第一代调整者”存在与否，也随着第二次战争的到来而逐渐变得不可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战间期的婴儿潮已经为第二次战争结束之后的婴儿潮提前埋下了种子。
第二次战争末期，地球联合内部的极端团体LOGOS针对PLANT本土，利用全方位战略轨道武器“镇魂曲”发动的恐怖攻击造成了本国一月市1到4卫星阵列的毁灭，十二月市的7、8卫星阵列紧随其后，受到先波攻击产生的残骸和轨道失衡，也受到毁灭性打击。袭击估计造成了百万人口级数（一说死亡人数在一百万人左右，失踪人数已不可考）的死亡，直接的人口、经济损失几乎无法计量。战争结束之后，以恢复国力而大力推行的人口恢复计划使得PLANT的人口在最初的一年间就回增了百分之二十。“镇魂曲”袭击所带来的恐惧使得战争结束之后的数月间就有数百万调整者迁居地球。这直接影响了政府的人口政策。而在PLANT 再度秘密兴起的“调整者制造业”也激起了不少国内人才引进的自然人选择对自己的后代进行改造的念头。
第二次战争之后漫长的十年间，在地球经历巨大的经济动荡之时，PLANT却迎来了自“巴勒斯坦公会”结束以后第二大规模的婴儿潮。在战后因技术进步而稍许降低亲代基因配对严格性这一突破性成就的帮助下，包括混血调整者（自然人、调整者通婚后的子代亚调整者）、自然人非法移民、秘密制造的调整者、推行生育政策正常诞生人口在内，PLANT的人口增长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在人口增长的推动下，PLANT进行了殖民地的增扩计划，同时也因应了“融合政策”，开始推动人口向地球圈输出的逆移民计划。
可是，随着在地球的调整者陆续和自然人通婚，其带来的“亚调整者”不仅在身份认知、居住权归属和意识形态上给地球圈带来了冲击，也同时激起地球和PLANT双方的不满。深陷大萧条之苦的自然人对于这些外来、具有一定基因优势而在社会资源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的“掠夺者”感到忧虑、恐慌甚至憎恨，而在PLANT本国出生的调整者，或选择遵循婚姻管制而名正言顺地获得纯调整者后代的调整者也对这些“混血儿”抱有“纯血统”的优越感。一些激进分子甚至结成秘密结社，以激进方式反对亚调整者回到母国，这些“纯血统派”的调整者思潮逐渐演化成极端精英教派和“宇宙精英主义”的雏形。
4. 逆移民，融合政策和党派争端
克莱因派所在的政党，即日后在民间所言的“议会派”因被视为终结两次战争的和平政党而备受关注。在拉克丝·克莱因战后出任调停官两年之后，同为克莱因派的新一任议长艾布尔斯·莱特纳继任了前任克莱因派的融合思想，宣布施行代理政府未能实现的逆移民计划，鼓励调整者回到地球。并且以条约为依据，默许地球各国在拉格朗日五点，即本国周边宙域建立非PLANT所管辖的殖民卫星。
尽管受到国内舆论重压，但是逆移民政策还是在“和平融合主义”的鼓动之下实行了由最高评议会执行最高权力的数个任期，持续时间近八年。在此期间，生活在PLANT的调整者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被以援助地球及融合政策的理由而遣送到地球。
但是由于地球圈局势日渐的不稳定（16），即使PLANT政府同联合国争取到在使馆保护下，调整者居留地的独立主权，却依然并不能保证调整者的合法在地居住权。（14）因此直布罗陀及卡潘塔利亚的去军事化迟迟未能达成。自然，由此而来反对融合政策的呼声在地球圈和PLANT本国内逐渐高涨。但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时，大部分民众仍然期待着这项政策能带来长久和平的时期而服从最高评议会的指示。另一方面，由于日渐偏向温和派的克莱因派领导层在前两次大战中的卓越贡献奠定了其主流思想的地位，直到83年在调整者的第二大居住区月面开拓区的月面粮食危机发生后，逆移民思潮及政策才逐步消退。
在PLANT评议会内，不同派别的参政者也对逆移民融合政策持针锋相对的态度。拥护调整者地位者和拥护融合政策者相互在民间及政界明争暗斗。融合政策的积极结果在于大量调整者得以回到故乡地球，但不完全的逆移民使得国内外的反对势力得到扩张，令本来就混乱的地缘政治局势更加混乱。
建国之初的“自由条约”和“黄道联盟”，各自代表着有着立国之父之名的席盖尔·克莱因和奠定国家军事基础的军事之父，帕特里克·萨拉的思想。而实际上，作为当初理事国的附属卫星殖民地，其政治结社势力曾自地球延续到太空而互相交错。
其中最古老，影响力也最为深远，行动最为幕后的，当属被称为“元老会（The Council）”的政治结社，其血缘直系隶属于建国时期的理事国各国精英理念家。*在动荡的建国时期，调整者自由独立学说陆续从此处发芽。然而此处也成为现时新生的分离主义思潮的温床。最终，以此秘密结社为财政后备，支持被称为“协调理事会”框架的“理事派”终于在C.E.77年成为了足以和最高评议会抗衡的第二大党，并于80年控制了最高评议会的外围参政院六十人议会的部分席位，人称“三十三人议会”，并同最高评议会的“十二人议会”相角力。战后漫长的时光中，自各政治派系分离出来的势力则联合起宇宙中的其他势力参与以PLANT为中心的政治斗争，“协调理事派”所提出的PLANT-月面开拓区-宇宙城联盟并构建协调理事会（扩大化主义）、鼓吹的分离主义思潮和“宇宙精英主义”论调在月面开拓区和宇宙城得到传播，来自PLANT的影响也被认为是月面和宇宙城在80年代初期独立运动的发源因素之一。
5.
并行独立，相互渗透的PLANT军事组织 UAFA
“Z.A.F.T.”，即“自由条约黄道联盟”虽然在战后保存了名号。其中坚力量也日渐倾向在前一次战争中逐渐倒向以克莱因派为主导的议会派。在因应独立战争已然结束，军队规模隐秘性不再的第二次联合·PLANT战争后，PLANT对既存的武装力量进行了整合与再编，并因应加入联合国及参与协同任务的缘故，设置了目前隶属于最高评议会及下属国防委员会和事务局（即国防事务局）管辖的部队，即PLANT国家军。 （P.N.A.，PLANT National Army）
P.L.A.N.T.国家军及作为其主要分支力量的PLANT宇宙军（P.N.S.F.）和的Z.A.F.T.军的组织架构共同组成“同盟联合武装力量”（United Armed Forces of the Alliance），别称“乌法”。
Directorial Organization of Z.A.F.T
即“自由条约黄道联盟委员会”。终战后经由最高评议会（Supreme Council）决议后同意保留的政治机构兼非常态军事组织。其成员具有在常时作为与PNA的指挥官同级双轨的教导部门及传达黄道同盟意志的代言者，紧急需要时甚至可以单独召集及领导特殊战队，以作为联合特种部队的多重功能。事实上整个部队被一分为四，其一部分成为P.N.A.的母体，另外三部分则分别被特殊作战部队、参谋部门和近卫部门吸纳。在国家军建立之后成为一牌分三（即特种作战、内卫及情报、指挥委员）的独立军事机构，并不再向作为国家军名义上最高统帅部的最高评议会负责，而向和统合作战部并行，置于国防委员会之下的参谋组织“军事理事会（Consiglio Militare）”直接负责。
事实上，最高评议会下属的国防委员会设立了“统合作战部”以取代原国防事务局管理整编后的国家军（P.N.A.)。对于ZAFT军成员来说，军事理事会主导的大会议（La Grande Assemblea）则取代了原本置于国防委员会之上的最高评议会作为司令塔（因为大会议是由军事理事会召集，而因军事理事会置于国防委员会之下，实际上大会议仅是任务需要的衍生而并无如最高评议会那样广的职权，因此虽然认定上有着类似的指挥顺位，但不能将以任务为中心的大会议和整合整个PLANT事务的最高评议会相提并论）。（9）
虽然由并行的部门管理，但平时作为教导队的原ZAFT军，其日常的行政工作依然由统合作战部规划。整编后保留ZAFT军待遇的成员均具有极为全面的能力，在置于国家军部队之中时，拥有和军事指挥主官同等的权力，和部队指挥相互制衡。其成员及支部组成的网络架构，构置于黄道同盟党发起的大会议之下，向大会议及理事会大会负责。而因应实际的合成战斗需要时，其战术指挥权则回归到军事理事会，并直接听命于由军事理事会理事长，月面属司令和宇宙特种舰队司令发起，召集任务需要的各战队司令部成员组成的“大会议”这一对应机构。其领导权由大会议决定（7），最高指示者为大会议推举通过的大会议书记（Segretario Generale della Grande Assemblea）（8），虽然一般由军事理事会理事长（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Militare，Chairman of the Military Council）兼任，但由于沿袭军内同级会议的推举制，实际上应该是最适应单次任务的指挥官（如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的最高指挥官会不同）担任第一书记并兼任理事长的指挥权。
一般来讲，需要召集分散化的ZAFT军全员（在全部召集时约100个战队）时，最高评议会必须下令进入紧急状态，并将应急处置权移交于国防委员长，以将行政权力置于能够直接指挥部队的军事理事会理事长兼大会议书记之上（吸取第一次联合·PLANT战争的教训，作为预防军事领导暴走的措施）。但由于ZAFT军作为武装力量时的特殊部队性质，在召集少数部队时，只要国防委员会认可，军事理事会的命令可以绕过最高评议会的决议。这样在形式上，ZAFT是作为PLANT直属评议会下属的国防委员会所能自如运用的快速反应部队、教导队和特殊作战部队本营。但由于军事理事会的初期成员，大多由旧国防事务局的高阶官员组成，包括保留ZAFT军名称（Z.A.F.T. Army）的做法，实际上也可以窥知本质上ZAFT作为战斗单元，可以说依然是黄道同盟党所控制的机关这一事实。
作为独立于常规构架之外，渗入国家军枝干内部的军事机构，ZAFT实际上已成为只存在名称而不存在常时编制的军事行动部门。在必要情况下，它会在军事理事会的决议下，领导、支援从国家军各训练基地调动人员，在合成部队中作为指挥部门的一员发挥作用；或召集装甲空中骑兵团等直属部队直接投入特种作战，并在任务结束之后立刻解散。
鉴于ZAFT军以任务为中心的编制需求及掩盖实际构架的隐秘性考量，其成员在作为特种战队时的弹性指挥架构，采用职务级别制，职位由指挥官的资质决定。 而作为指挥单元的一部分时，会依据职务授予同国家军行动责任人等位的军衔。
由于置于黄道同盟旗下，ZAFT的性质上依然是各市区的同盟军。由于保留了同盟时代志愿编制的缘故，年龄下限一般会放宽到14周岁（调整者的整体素质普遍较高的原因）。
PLANT国家军
全称为［科技人民解放国（6）（P.L.A.N.T.）国家军（P.N.A)］，为因应同地球圈各国联合行动的需要而于C.E.75年正式成立的部队。其最高领导者为议长和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其具体运作交由国防委员会下属的统合作战部。
为配合世界各国军事组织的建制构成，便于协同完成任务，PLANT国家军将以往作为独立战争先锋，长久处于隐秘状态的ZAFT军进行重整、再编后组建。最终，国家军成为以在第二次联合·PLANT战争末尾，以反命运计划反抗军·克莱因同盟结成的核心构成，ZAFT军成员再组建而成的新部队。虽然脱去了因应独立战争而覆盖着的秘密结社外衣，但国家军内部仍然受到议会派别的强烈影响。不过为了预防两次联合·PLANT战争中领导者凌驾于军事构架之上，以至于将PLANT拖入混乱的历史重演，国家军总体仍然是独立于政治之外，并接受重重管制的军事机构，用以配合联合国秩序维持部队（后联合国军）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抑制力。
国家军为原ZAFT军整编而来，虽然保留一部分各市区同盟军的性质（人员抽调），但名义上是由最高评议会领导，属于整个国家的统一军事组织。但包括成员在内，其指挥框架的初期人员也是从ZAFT中选拔而出。常时配备经由教导队改良后的制式MS。在设立时拟定了以偏向志愿军的ZAFT相对的，向职业化军人靠拢的成员组成的组织这一目标，因此PNA的来源普遍是进行再整合后，志愿进入专业军校的生员，虽然名义上优先考虑由曾服役于ZAFT的人员及军校推荐的士官学校学生组成，但在实际上由于PLANT内市民的习惯，进入军校的人员本身也大多属于兼职性的志愿性质。就由经验丰富的军人领导，并以优秀成员作为选择池这一点，对由PNA进一步整合而成的ZAFT来说，PNA或许成为了精炼并筛选其成员的组织。
6. 基因恐怖主义、调整者平权运动、暴风行动和大撤离
基因恐怖主义被认为是新类型的恐怖主义。以基因类型区分人种的基因种族主义，容易激化成“自然人纯血统论”和“调整者先进论”的两个极端。这两种思想在前次的两场战争之中都得到了体现。在世界范围的两次血之情人节战争之后，红海事件之前的短暂时期中，地球圈对于调整者的态度较之前软化。但红海事件以后，反调整者思想死灰复燃。虽然鼓吹“自然人纯血统论”的蓝色宇宙及幕后资助者“理法（LOGOS）”都已经在ZAFT军、联合国军及O.S.F.的历次围剿中覆灭，但这一思想在地球圈居住的自然人，特别是中下层居民中依然广为盛行。
以基因区别对待自然人和调整者的擦边法律陆续出台，为了防止以调整者带头的恐怖主义攻击再度发生，调整者在地球的行为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和监视。（16）加上地球圈长期盛行的反调整者思潮，逆移民的地球圈调整者开始秘密组织结社加以对抗。而因为世界最尖端的情报机构“终端机”曾和地球联合共同体政府相互合作，使得秘密结社运动很快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回到地球的调整者被迫面临饱受自然灾害、经济动荡的破碎世界。回归地球的调整者，大多是在第一次联合·PLANT战争（第一次血之情人节战争）之前因调整者身份被剥夺本国国籍而流亡至PLANT“地球生调整者”。但在不安定的局势下，以自然人为主体的各国政府在明面上同意接受有回归意愿的调整者，其实际入境资格审查却极为严格。响应逆移民回到地球的调整者，得到实际居留权的人数比例极低，最终只能在国界交界区域、政府划分的审查区域或PLANT使馆的保护区内生活，但却因红海事件收到驱离论的影响不得不迁徙。在和当地自然人的矛盾逐渐激化之时，在地球上的调整者以此兴起调整者平权运动。这一思想很快遭到了民间自然人反调整者的抵制。调整者和自然人的对立，在战后很快由政治和军事范畴，转化到了民间。这一事实，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强行推行的融合政策并不能真正改变调整者和自然人思想上的大幅对立现状。
调整者平权运动在70年代末期激化，而在78年升至最高峰（15）。虽然在都灵的运动内幕仍不为人知，但是在宇宙纪元78年5月开始的全球性调整者平权运动与反调整者运动的冲突，终于在6月份达到了严重破坏国际秩序的情况。以大西洋联邦为首的独立部队首先开始尝试利用联合国宪章加以处理，但是使用联合国维和部队进行镇压的动议最终未得到通过。
7月5日，欧亚联邦提出了将调整者平权运动定性为了“基因恐怖主义”的评议申请，并以维持秩序为由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其目标多为地球调整者聚集区。这一名为“暴风行动”的反恐行动持续了将近2个星期，虽然平息了所谓“调整者平权运动”带来的秩序破坏，但是在行动末期，在各军政机关的鼓动之下，逐渐变成了针对调整者有组织的秘密屠杀。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当属于行动最末期的都灵镇压行动。双方在红海事件之后，再一次投入了大量机动战士部队交火。此事件最终在“和平代行者”的干涉之下得以停止，但是位于都灵市区的PLANT大使馆及调整者聚集的使馆保护区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害，包括之后的东欧动乱，其带来的次生难民问题亦影响甚远。
这一事件引起了地球圈调整者的高度不满，也是由分离主义势力支持方“三十三人评议会”同融合政策实行者“十二人评议会”决裂的开始。分离主义势力自此尝试指导包括月面开拓区和宇宙城在内的部队进行隐秘的扩军（即扩大化思想），为未来的冲突积累实力。地球圈的调整者陆续组织起向宇宙的回归运动，月面开拓区和L5的宇宙城得以成为调整者新的移民地点，形成了调整者的双向移民和人口向月面的流动。而自83年月面同地球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开始，地球和PLANT、月面开拓区的关系也开始急速滑坡。最终再次面临武力冲突的局面。
*第一稿为73，因为当时采用了英文维基的说法。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第二稿依然为73，因为在HD种命放送完毕后，传有“或许会有后续ova”的传言而特意将此文作为平行世界的考虑。第三稿改为74，以配合年表的整理，但平行世界的定位依然完全没有改变。毕竟只是受众极窄的爱好者的小作品。
（1）：具体的考证，参考花边设定链接内的出处链接。
（2）：HD Seed Destiny BD特典，广播剧vol1，vol4。
（3）：小说版Seed Destiny 05。
（4）：舰队旗舰名的命名方式，为信息技术学者名。另外，一般来讲，按照森田（SF考证）的访谈，PLANT一般会用意大利语命名。因此和军事相关的设施、人员、组织等，命名上延续此说法而基本用意大利语。
（5）；冈瓦纳舰队舰艇名延续一号舰舰名，均为古大陆、古海洋名。
（6）：Peoples Liberation Acting Nation of Technology，【立足科技的人民解放国家】。出处应为ACE所刊俊杰群像贴出的设定。而由Gundam Perfect File和Official Guide Book佐证。具体可参考花边设定内的考证。
* 这一部分（PLANT新国名）的翻译过于奇怪且拗口，但我一时想不出合适的替代词。
* 关于议长的轮换制度。这里才用了MW内提到的，回归类似于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同僚中第一人”设计。一来最终结尾的时候拉克丝仅仅是调停（一部分设定提到是国防系职位而不是议长，因此大概是临时的调停官吧），其继任则是路易丝·莱特娜（这里致敬了外网论坛的一些猜测，包括和final plus及HD最后一话的画面的致敬）。和后面个人虚构的艾布尔斯·莱特纳则不是同一人。议长的权力也没有那么突出了。
* 现任议长的姓名其实并没有构思好，但却是个中立主义者这样方便的设计。
*【国家军】这个其实是采用了W里【世界国家军】这一词而来的。因为PLANT在经历过最高评议会议长的独断（还是两次）后，大概会有决定要让军队脱离不可靠的一人，而更中性化的呼声吧。为了折衷黄道同盟党人和这些人之间的冲突，所以采取了耦合的模式（合并而成的联合武装力量UAFA，和EFSF一样，或许四个字母比较有气势？这里是向一些建议者的提议致敬而用了靠近BCCCCP的【武装力量】一词，因为按照设定最开始的黄道同盟就是各市区的义勇军结盟而成的联军）
* 但单独地读起来总觉得缺乏什么，大概是太中性了？（难道用“人民军”吗？那也过分了）我原本想用和法国大革命及巴黎公社有联系的的La Garde Nationale，但很奇怪的是【国民自卫军】【国家卫队】或【国民卫队】，在现在的读者眼里或许反会有种种不好的联想，因此我想暂时作罢。
* 为了圆广播剧搞出来的花边的确不好玩。但因为地球联合在这一作品里设计成瓦解冰消的过去式，各国的军队都回到了原来的编制。一般来讲，大西洋联邦依然是以英美系，欧亚联邦主要是以法国系设计，而东亚共和国因为不想涉及太多，而是以上合安全部队这一更贴近各国联合部队的形式在本作中出现。因此只剩下架空的奥布和ZAFT。花这样的笔墨或许有失偏颇，请见谅。
* 所谓党派间的争端是最初一稿的残余，基本删除干净了。但我思考后还是在这一稿的设定里保留下来了（虽然可能没有用）。其实因为议会的设计按照MW的设定，更像是市区间的合议联盟。而奇特地带有六十人的参议院（议员人数相对各市区人口固定）和十二人的内阁（顾问）会议这样的模式（具体可以看看花边贴）。因此并不是很着重刻画相互分离，针锋相对的团体。或许是和原作中提到的“中立”、“激进”、“稳健”那样，逐渐演化出“黄道同盟党人”、“克莱因派”、“亲地球派”、“亲月球派”这种立场和主张上的分化吧。
* “理事”这一派的词源，参考了欧盟的首脑会议（Consigilo Europeo），因此更像是超国家主义的主张。理事和议会派是指（‘The’ Council ‘构想中的议会’和 Supreme Council‘最高评议会’）归属感的争论，所以才用了“扩大化主义”描述前者的主张，而用“孤立主义”描述后者的倾向。而实际上，议会派也有融合主义的支持者。
（7）：一般而言，这是延续ZAFT军内部队同级会议，用以决定部队领导者或数个部队统一指挥官的惯例。具体可参考花边设定内的链接。
（8）：一说ZAFT军PLANT军后期的表现上可参考历史上存在过的苏军编制。此处作为设定。具体可参考花边设定内的链接。
（9）：关于最高（十二人）评议会、六十人评议会和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花边设定内的链接）
（10）： BDBOX广播剧#4。
（11）：即PLANT和奥布在74年围绕命运计划的争端。一部分分离主义学者认为这亦是统合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爆发的冲突。
（12）：这一连串的审判，被认为是以“logos狩猎”为名转移视线的遗毒，也招来学者的非议。
（13）：建立世界安保条约组织，被认为是失败的“统合主义尝试”。一些人认为，与其说是理法的罪恶，不如说是军工复合体系掌权的统合主义的罪恶。
（14）：在70年代末期兴起的对调整者有意识的分区管理，恶化了调整者的境遇。一方面，调整者需要依托地球的PLANT使馆区，另一方面则被有意自使馆区剥离，一些地区形成了调整者群居的隔都，但这些隔都在77年开始被陆续拆散。
（15）：冲突的顶点是围绕各国对于“隐藏基因迹检测”规范解释的合法性。（如76年的巴利特·奥博诉联邦案）由于“基因迹检测”被默许，在70年末掀起了大规模的调整者暴动。
（16）：关于调整者融合政策阴谋论的兴起。
